陳伯達和江青之間，捧捧罵罵，在“中央文革”裏爭爭鬥鬥。陳伯達常常鬥不過這位“第一夫人”。氣憤之際，陳伯達竟然也說：“我成了劉盆子！”在陳伯達看來，劉盆子不過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盡管“理論家”與“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勾心鬥角，但他們畢竟是一夥，在推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方麵完全一致。
陳家牆上的可疑腳印
就在“理論家”為江青的公開亮相捧場一番之後，他的家中發生了一樁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陳伯達的妻子劉叔晏報告：在陳家後門的外牆上，發現幾個可疑的腳印！
劉叔晏去一看，覺得那腳印確實有點蹊蹺，怎麼會落在牆上呢？
大抵是“階級鬥爭”觀點太強的緣故，陳家懷疑有人翻牆入院，或者爬在牆上觀察陳家動靜。
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組長，家中出現這等怪事，那還得了？
劉叔晏馬上告訴保衛部門。於是，來了幾個公安人員，對著陳家牆上的腳印拍照。
究竟是誰的腳印呢？首先受到懷疑的，自然是陳家的近鄰。
與陳家一箭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後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他的女兒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見《曆史在這裏沉思》，華夏出版社）一文中，曾回憶道：
第26屆乒乓球錦標賽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乒乓球熱，我爸爸竟然也被小小銀球吸引了。他每天在工作人員督促下，也要推擋近一刻鍾的“衛生球”——爸爸把不激烈競爭的、高抬平穩的推擋球，叫做“衛生球”，因為這是一種對於任何一個青年人都不會出汗的打球法。球室設在我們家東邊院牆外一個廢棄不用的汽車停車房裏。“文革”前，爸爸常常是打完球，從球室的那扇很大的東門走向中南海海邊，散散步，或坐一坐，為了消消汗。“文革”開始不久，距乒乓球室東側三四米遠一個院子裏住著的陳伯達的保姆，據說為了安全，為了保密，有人——總是有這樣一些眼睛、鼻子靈得“可愛”的人，他們靈活的頭腦總分得清來頭、勢頭——把爸爸常常走的這扇乒乓球室的大門用木板交叉釘死。事前沒有商量一下或者通知一聲，好像根本不屑於交涉似的，也許的確不用交涉，在一個國家主席可以被任意揪鬥的年代裏，難道為了釘個木條，釘上去幾顆釘子，還有必要找人去商量嗎？
第二節 理論家搖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3）
就在這樣的環境裏，這樣的情況下，爸爸和媽媽商議搬出中南海……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睛、鼻子靈得‘可愛’的人”的懷疑之外，那個關於腳印的問號還在中南海不斷擴大……
消息終於傳進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聽，發脾氣了：“中南海是什麼地方？你陳伯達拍什麼照片、查什麼腳印？你給我搬出中南海去！”
陳伯達當時住在釣魚台工作。知道腳印一事之後，回到家中，跟劉叔晏吵了一架，已無濟於事。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組長，隻得忍氣吞聲，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組長的調遣，準備搬家。
沒多久，陳伯達便離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麼，陳家後門院牆上的腳印，究竟是誰留下來的呢？
據雲，是一位中學生，出於對這位“中央文革”組長的氣憤，對著陳家的院牆踹了幾腳，如此而已。既沒有翻牆而入，也沒有“偷聽”“偷看”。
可是，這一起“腳印案件”，居然導致陳伯達遷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陳伯達埋怨著劉叔晏，夫妻關係原來已有些不和，這麼一來更加緊張。好在已經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陳伯達生怕給左鄰右舍聽見。
“你別神氣！如今，倒了那麼一大片人，你也遲早會倒的！”劉叔晏跟陳伯達吵架，有時蹦出這麼一句話，弄得陳伯達心中也好一陣緊張。
家中常常鬧別扭。陳伯達就住到釣魚台去，難得回家看看。
“你也遲早會倒的！”這句話不知怎麼的，不時在陳伯達耳際回響。
“什麼‘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時，劉叔晏言詞更加尖銳。
“理論家”一聽這話，臉色都變了。
清除“中央文革”中的異己
“文革”，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剝筍”，一層層地剝去那些“異己”。
在“文革”中，黨內在“剝筍”，政府內在“剝筍”，軍隊內在“剝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