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隨風轉航會看苗頭一躍而成五號人物
陳伯達不抽煙。倘若來了抽煙的客人，陳伯達待客人一走，趕緊開窗。他喝點葡萄酒。陳伯達第一次得悉毛澤東要整劉少奇這一驚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江青邀這位“老夫子”參與“機要”了……毛、劉總攤牌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陳伯達要做“法拉格”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前的一個多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由西柏坡移至北平。毛澤東和朱德在北平檢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從這一天起，北平成了中國的紅色的政治中心。
陳伯達隨著毛澤東來到北平。想及十二年前急匆匆逃離北平，如今以勝利者的姿態昂首北平，陳伯達感慨萬千。尤其是在他的車子駛過北海公園附近時，猛然間想及那裏的草嵐子監獄，心中猶有餘悸。然而，當年淋巴腺滴著膿汁、可憐巴巴的他，如今已是中共中央委員，真可謂彼一時此一時也……
進城之初，陳伯達便成為政治舞台上忙碌的演員：
1949年7月2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幕，會議的第七天，陳伯達作了一番“指示”。他“親臨會場”，“要求提高思想，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和作風，苦心反複研究社會各種現象”。他說：“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的最好的結合，文藝工作者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翌日——7月10日，《人民日報》便報道了陳伯達的這番講話。
就在發表這番講話的前一日，陳伯達出現在中國新經濟學研究會總籌備會上。《中國四大家族》的發表，使陳伯達贏得“經濟學家”的桂冠。他當選為主任，馬寅初、杜守素、薛暮橋為副主任。
幾天之後——7月14日，陳伯達出現在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發起人會議上。林伯渠被選為主席，沈鈞儒、郭沫若、陳伯達、李達為副主席。
9月23日，陳伯達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上，以“社會科學工作者首席代表”的身份，作了發言。他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10月14日，陳伯達坐在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的主席台上，“號召工作態度要嚴肅負責。”
10月20日，陳伯達在首都各界紀念魯迅大會上，發表題為《魯迅是我們的榜樣》的演說。
進城之初，由於馬列學院（後改稱中共中央黨校）設在北平西郊頤和園那裏，陳伯達作為副院長也就住在那裏。可是，他又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毛澤東常常要找他。剛進城，周恩來驅車北平城裏，精心為毛澤東挑選住所。周恩來選中了地點適中、鬧中取靜、綠樹紅牆、一派古風的中南海，作為政府辦公用地。中南海與北海以北海大橋為界，大橋以北為北海，以南便是中海與南海。中海、南海以蜈蚣橋為界，合稱中南海，從此，中南海便成為中國的政治中樞所在地。
周恩來把中南海的勤政殿，給毛澤東作為辦公、居住之處。第一次把中南海勤政殿作為政界要地披露報端的，是在毛澤東、周恩來進入北平的半個來月（最初毛澤東住在北平香山）——1949年4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以張治中先生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與張治中先生等舉行談判，也在勤政殿。
頤和園與中南海相距甚遠，每逢毛澤東電召陳伯達，過了半個來小時，陳伯達的汽車才抵達中南海。
“你搬到中南海來住吧！”毛澤東說道。
於是，陳伯達搬入了中國的政治中樞，起初就住在勤政殿一間小屋裏。那兒畢竟不能久住，而且陳伯達開始第三次戀愛，沒有房子怎麼行呢？總算給了他房子，讓他住在迎春堂。迎春堂由南向北有三個四合院，陳伯達住在其中的一個，那房子早已上了“年紀”，頗為破舊。他的鄰居是周揚和熊複。
中南海分為甲區和乙區。毛澤東住在甲區，陳伯達住的是乙區。持有特殊的通行卡，才可由乙區進入甲區。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持有特殊通行卡。一接到毛澤東的電話，他便從迎春堂步行前往勤政殿，約莫一華裏，走十幾分鍾就到了。
那時的毛澤東，除了身邊的許多工作人員之外，有著正式秘書職務的是四個人，人稱“四大秘書”，即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胡喬木不住在中南海。與毛澤東住在一起的是田家英和葉子龍。葉子龍是機要秘書。日常秘書工作由田家英負責。1956年，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澤東的秘書為五位，即增加了江青。江青原是機關協理員，這時成為負責國際方麵問題的毛澤東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