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陶鑄“喬遷”中南海!兩軍對壘懷仁堂(3)(2 / 3)

毛澤東望著火,脫口一聲:“燒得好!”

工作人員不解:“失火了怎麼還叫好?”

“就是叫好。”毛澤東指那茅屋:“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燒光了他就蓋瓦房了,不燒他就還在茅屋裏湊合過。”

這固然是“不破不立”的思想。

可是,工作人員又產生新的疑問:“他們是蓋不起瓦房才住茅屋的呀;有茅屋蓋不起瓦房,沒有茅屋就一定能蓋起瓦房?蓋不起瓦房的連茅屋也沒得住了。”

毛澤東一怔,望著那火焰陷入沉思。片刻,小聲喃喃:“是啊,也可能是蓋不起。那怎麼辦呢……”

無論怎樣說,毛澤東對他不滿意的東西總想破字當頭;茅屋是這樣,黨組織和國家機關也是這樣,哪怕是他自己親手締造的。

也許,他的思想又飛到了延安?

這段時間他一直住在杭州西湖丁家山前的水竹居。這裏原為晚清劉學詢別墅,俗稱劉莊。背山瀕水,環境幽靜,樓台水榭,室內陳設古樸典雅。但他始終不忘延安的寶塔山和泥土味十足的窯洞。當他憑窗而立,久久一動不動時,他一定想起了延安的故事。

那是1945年7月3日,來延安訪問的黃炎培先生,與毛澤東秉燭夜談。

毛澤東問:“黃先生這次來延安感想如何?”

黃炎培侃侃而言:“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凝思片刻,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20年過去了,毛澤東不曾忘記黃炎培的話。那老先生是有見地的。當初抗美援朝,就是那老先生出來提意見,才使毛澤東豁然將“支援軍”改作“誌願軍”的。

如今也是,“環境漸漸好轉”,有的“自然地惰性發作”,若不早抓,“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

曆朝曆代多少“政怠宦成”,斯大林便是“人亡政息”。毛澤東決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怎麼辦?

毛澤東講過: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過去搞過許多政治運動,都是自上而下,沒有根本解決他認為的問題。看來要變一變,要變為自下而上,要搞大民主。

從邏輯上講,從後來事物的發展分析,毛澤東是會這樣想。

各種意見都發表過了,民主之後就是統一。毛澤東最後表態說:“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

毛澤東的最終目的是發動群眾搞大民主。派不派工作組隻是形式。這個形式也許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於發動群眾搞大民主,所以毛澤東如是說。

劉少奇不無憂慮地請求說:“北京大、中學校的混亂局麵,我們確實心裏沒數。不知運動下步怎麼搞?希望主席能盡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澤東吸著煙,略作思考後說:“暫時我還不準備回去。運動中的問題你們相機處理吧。”

劉少奇、鄧小平趕回北京,立刻召集有各部委負責人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陶鑄趕到會場,陳伯達友好地向他招手。如果說陶鑄原來不知道毛澤東的態度,堅決主張派工作組,那麼,現在毛澤東的意見傾向該是不難看出了,陳伯達相信陶鑄會有個變化。

確實,陶鑄還不曾幹任何違背毛澤東意圖的事。

陶鑄朝陳伯達禮貌地點點頭,但是沒有坐過去。而是在他的斜對麵,在所謂“劉鄧的人”中,一屁股坐下去了。

陳伯達若無其事,也許這就叫宿怨?

陶鑄向主持會議的少奇同誌點頭致意。曆史上,他朝陳伯達放過一炮,朝劉少奇放過三炮。但這一次,他坐在陳伯達對麵,向劉少奇致意。於是,陳伯達有些變色:看來不是宿怨。

理性世界在不斷創造出必然性事物。

毛澤東並沒有明確說不許派工作組,那麼,決定陶鑄態度的便隻剩一條:按照幾十年來所信奉的一切最神聖的原則去思考問題;按照自己對運動的思考和理解去行動。

在派工作組問題上,陶鑄堅持一屁股坐在了劉、鄧一邊:“沒有工作組不行。學校黨委不起作用了,誰來代替黨的領導?工作組就代表黨的領導。”

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必須派工作組。最後會議決定:哪裏出事,哪裏派人去。派工作組要快,要像消防隊救火一樣快。

會後,劉少奇把派工作組的決定電告毛澤東。毛澤東回複同意。

那時說到形勢,總愛講“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中國在亂,世界也在亂。習慣的說法是“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

50天的日子,陶鑄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是在緊張、激動、亢奮而又焦慮、不安、疲勞中度過。

紅旗車剛停穩,等候在9號樓前的陶鑄便迎上去。他看到衛士小張從前門下來,迅速打開後門。

車裏鑽出周恩來。

陶鑄緊走一步握住周恩來的手:“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