驀地，大衣口袋中掉下一本“紅寶書”。警衛戰士小潘拾起書，打開一看，那扉頁上三個熟悉的字赫然在目——彭德懷。
警衛戰士每頓給他打飯，如有粗糧細糧兩種，他總是先吃粗糧，留下細糧。吃剩的，他總是倒進破搪瓷缸裏，下頓再煮熱來吃。他的搪瓷缸，既用來嗽口喝水，又用來作飯鍋。他常端著它對戰士說：“我這頓飯有了，不用再打了。”
一盆熱水，他常常用幾次，先洗臉，再洗腳，然後洗脫下的衣服的頭遍。
戰士們問他：“你為什麼隻吃粗糧？”“我沒幹工作，吃粗糧就不錯了。”他答道。
一天，一個戰士給他理發，問他：“老頭（他們這樣稱呼彭德懷），聽說你過去和林副主席一樣大，是嗎？”他說：“嗬，不不，我可比不上他。他比我強多了，強多了。”“你還蠻謙虛哩，說說他怎麼比你強？”“他比我會喊萬歲！”
1967年初夏，彭德懷給他曾工作過的四川省三線建設辦公室的會計雷文寫過一張紙條：“會計同誌，每月18元生活費剛夠交夥食。我的眼鏡度數不夠了，看書不行了，需要另配，我還需買些肥皂、牙膏，可否每月多給幾元錢呢？”
雷文不禁為之鼻酸。可是，她卻幫不了忙。她隻是一個會計，無法改變上頭的有關規定。為此，她直到現在都感到愧疚和痛苦。
彭德懷轉而求助於其他人。他請求自己的老警衛員景希珍給他寄書。景希珍將書寄出去了，可書卻到不了彭德懷的手上。彭德懷的侄女彭梅魁亦收到了他的求援信，她給他買了一大捆書和一架收音機，這些東西仍然是泥牛入海無消息。
1967年初夏，中央文革的代表要來審訊彭德懷。
彭德懷聞訊，非常興奮，他認真地整理了自己的內務，然後正襟危坐，等待中央代表的到來。他盼來的中央“代表”實際上是造反派頭頭王大賓。
“中央”派來的代表一擁而上，將彭德懷推倒在牆角，拳腳交加。對彭德懷毒打一頓之後，又勒令他限期交代如下的問題：
一、與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的關係；
二、在朝鮮戰場反對毛主席的戰略方針；
三、毛岸英究竟是怎樣死的……
1973年4月下旬的一天，有人告訴彭德懷的侄女彭梅魁：“你伯伯病了。”當她步入一間病房時，四周漆黑一團。原來向著陽台僅有的兩扇窗戶和門上的玻璃全被蒙得嚴嚴實實的。
伯伯告訴她，十幾天前開始便血，起初他不在意；後來，蹲在廁所裏就再也起不來了。“伯伯，讓我看看你的腿還在不在？”彭梅魁要他站起來讓她看。“我起不來，我沒有褲帶。他們”，他看了看周圍神色陰沉的專案人員，“不給我褲帶，手表也收走了，連一枝鉛筆放在我身上都不放心。你看這屋子，糊得好死，他們怕我……我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怕我！”
有一次專案人員在接彭梅魁來醫院的路上，對她說：“你伯伯又發脾氣了，罵人了。我們對他講林彪爆炸的事，他一直不信，還說我們有意騙他，要引他犯錯誤，他說：‘林副主席永遠是健康的！’”
在專案人員不在場時，彭梅魁悄悄地提醒伯伯：“你再也不要喊他‘永遠健康’了，林彪爆炸了，死了，這是真的！”“他們給我講了我不信？”他格格地笑著，“我什麼時候喊過林彪‘永遠健康’？砍我的腦袋我也不會喊。可現在我偏要喊，氣死他們！”他說著，把手掌貼在胸口，比畫著喊了起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然後，像個頑皮的孩子那樣大笑起來。
1974年10月，彭德懷處於經常性的昏迷之中，靠輸液維持著生命。
一天，他又醒過來了，一字一頓地對彭梅魁說：“我死以後，把我的骨灰送回家鄉，不要和人家說，不要打擾人家。你們把它埋了，上頭種一棵蘋果樹，讓我最後報答家鄉的土地，報答父老鄉親。”他指著被黑紙糊成一片的窗戶，揮動著他那幹柴般的手臂，喊道：“撕了！撕了！”專案人員沒有理會他這一最後的要求，他狂怒地喊叫起來：“嗬——嗬——”
他掙紮不起來，因為他全身都癱瘓了。他隻得用他的牙齒咬著被角，用他僅能活動的右手撕扯著被子，一直把它扯得粉碎，一直扯得自己牙床流血，嘴唇破裂，一直扯得他精力枯竭為止。
時隔1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審查和糾正了對彭德懷所作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對黨和人民的貢獻。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軍事家彭德懷將永遠活在億萬中國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