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裝病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敗露了。為此，他對傅連璋恨之入骨，他要找機會陷害傅連璋。後來，機會終於找到了——“文革”中，林彪死黨邱會作給年逾古稀的傅連璋將軍戴上了“三反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帽子，說“傅連璋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度”“在林彪副統帥患病時，不給藥吃，還威脅、陷害林副統帥，手段何其毒也！”緊接著傅連璋的家被抄，人被鬥，作為一個憑人道和醫術終生行醫的傅連璋，卻始終弄不清這到底是為什麼？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的景況。信中寫到：“我跟隨你幾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幾十年來我有什麼錯誤，從來沒有人跟我談過，現在突如其來地說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實在弄不明白。就算我樣樣事都做錯了，那麼1934年你在雩都病危時，我挽救了你生命，總是對的吧？希望你現在也能救我一命。”多麼催人淚下的信，多麼微薄的希望，多麼可憐的請求！此時正忙於發動“文革”的毛澤東也動了一點惻隱之心。他在傅連璋的信上批示：“此人非當權派，又無大罪，似應予以保護。”
可是，整天手搖語錄本的林彪、邱會作對毛澤東的批示根本置之不理，傅連璋也根本得不到毛澤東想保他的消息。在所謂的“群眾義憤”下，傅連璋將軍肋骨被打斷，頭被打破，於1968年3月29日淩晨，“熟睡”在監獄中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再也沒有睜開眼睛。
其實，從另一種角度看，林彪又十分“感謝”傅連璋：是你傅連璋給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可靠的信息，我林某人是裝病，也就是說，我在待價而沽。
於是，在黨內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認識出現嚴重分歧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找林彪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會談。林彪曲意逢迎，毛澤東找到了知音。毛澤東決定讓林彪重振雄風，在關鍵時刻助他一臂之力。
林彪感激涕零。他比毛澤東小14歲——他把自己當做毛澤東的“學生”。他慶幸自己找到了一條向權力高峰攀登的最佳“捷徑”！
於是，林彪異常賣力地組織對彭德懷的批判。他要樹一樹自己的權威，他要拉起隊伍，他要掃除晉升路上的障礙。
1959年9月8日，康生建議林彪將毛澤東9月1日《給詩刊編輯部的第二封信》拿到批判會上宣講。
林彪即刻心領神會了。
康生說：“這可是給你提供的重磅炮彈。”
林彪說：“很好！會議急需重磅炮彈來增濃氣氛！”
毛澤東的話通過林彪那拿腔拿調的嘴，再通過擴音器的特有效果，更顯得聲色俱厲：“毛主席在信中指出：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總路線‘錯誤嚴重’，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等等，把社會主義的晴朗天空，吹得烏雲翻滾，一團漆黑！”
“毛主席對他們這種倒行逆施的反動行徑給予了嚴正的譴責：國內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揀起幾片雞毛蒜皮，當做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將軍們大惑不解的是，這些話裏哪些是毛澤東說的，哪些是林彪說的呢？可又一揣度，似也不必深究：毛澤東說的如何，林彪說的又如何，不都是堅決執行嗎？反正二者合一，同等的重要，同等的威嚴。
接下去的批判會，變成了表態會。既然人人想過關，當然人人都得表態。批彭反右——這是毛澤東定的“主旋律”，你就跟著“大合唱吧”，濫竽充數也好，隨聲附和也好，如影隨形也好，千萬當心，別走了神，別跑了調，別錯了節拍。
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等領導人和幾位元帥，也都先後到會，做了表態性發言。
劉少奇在講話中形象地比喻說：“飛機從北京飛向南京，它的航線總不會筆直的，總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變，總是要飛到南京去的。大運動嘛，難免出現一些問題。隻要是動機好、效果好，就不應該把它看得那麼嚴重；隻要大方向對頭，就不要過多強調它采取什麼方式方法。我們忽視了這條，這個教訓是要總結的，今後工作才會做好。”
這段話，當然是巧妙的折衷主義：既肯定了“三麵紅旗”“方向對頭”，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懷。這段話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成了指控劉少奇“反黨”的一條罪狀。
但劉少奇在講了上麵這段話之後，對彭德懷的批判也是很苛刻的，所依據的“事實”也是與毛澤東一致的。這就是：第一，彭德懷曾參加過高饒反黨聯盟；第二，彭德懷組織了“軍事俱樂部”；第三，彭德懷“裏通外國”；第四，彭德懷在廬山“急於發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