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5年底到1957年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之前的這段時間裏，盡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速度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毛澤東對持續開展的反冒進持保留態度，但他服從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數人的意見，沒有明確表示不能反冒進。
毛澤東：反冒進打掉了多、快、好、省
正當周恩來、陳雲等政府領導人繼續深入了解中國國情，準備在“一五”計劃完成後對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進行全麵總結，為爭取“二五”計劃取得更大成績而奮鬥的時候，毛澤東的注意力由對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和與此密切相關的國際反共逆流、波匈事件的關注，對國內反右鬥爭的關注，再次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速度問題的關注上。這時，深紮於毛澤東頭腦中的過急地要求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麵貌的趕超意識，開始以更頑強、更猛烈的形式表現出來，他決心要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來一個“大躍進”。
毛澤東認為，隻有首先統一全黨高級幹部對於建設速度這個戰略問題的認識，才能在全國迅速地形成“大躍進”局麵；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開展徹底清算所謂反冒進錯誤的反反冒進鬥爭。但是開展這場鬥爭，在黨內高級領導層內會不會遭到公開的抵製和反對呢？這是毛澤東這時還把握不定因而十分注意的一個重大問題。
基於以上考慮，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閉幕的這一天對反冒進進行了摸底性質的公開批評。毛澤東說：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掃掉了“農業40條”，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這是“右傾”，是“促退”。“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黨委會，還有國務院，各級人民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這三個東西，現在可不可以恢複？如果大家說不讚成恢複，一定要組織促退，你們那麼多人要促退，我也沒有辦法。他強調：搞建設“至少有兩種方法，一種，達到目的比較慢一點，比較差一點；一種達到目的比較快一點，比較好一點。”這時中共黨內的正常的民主生活已經有些不正常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曾主張過反冒進的領導人也難以正常地發表不同意見了，因此在會上沒有對此再提出異議。
這次會議還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這個修正草案，同周恩來、陳雲曾多次指出過各項指標冒進了的《農業40條〈草案〉》並無實質性差別，但在會上也沒有人再表示相反意見。反過來，當毛澤東看到黨的其他領導人對他反反冒進和對《農業40條〈修正草案〉》采取默認態度時，他感到可以憑借他在黨內的崇高地位和威信，開展反反冒進鬥爭並獲得預期效果。
為此，一個月後，毛澤東親自審閱批發了11月13日《人民日報》名為《發動全民，討論40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高潮》的社論。社論公開指責反冒進，號召人們批判所謂右傾保守思想，“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接著，毛澤東過問了《人民日報》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起草工作，並把社論初稿帶到莫斯科，在他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工人黨會議期間進一步斟酌修改。社論稿在帶回北京征求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意見後，於12月12日正式發表。這篇社論以尖刻的語言批評說，反冒進的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階段，而沒有認識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後的新形勢”，“沒有充分估計新條件下大大增長了的生產潛力，結果就背離了多快好省的方針，變成了經濟戰線的懶漢”。反冒進使“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因此“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
盡管反冒進從9月起接二連三地遭到指責和批評，但周恩來等在八屆三中全會後並沒有馬上意識到反冒進已經被認為是個嚴重事件。他們深深地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是在1958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