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深入總結1956年經濟工作急躁冒進的經驗教訓，有利於1957年計劃的製訂和今後經濟建設的順利開展，1957年1月18日，陳雲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於財政經濟工作問題》的重要講話。他闡釋了“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的道理，指出：“建設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當然如果保守了，妨礙了建設應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糾正保守比糾正冒進要容易些。因為物資多了，增加建設是比較容易的，而財力物力不夠，把建設規模搞大了，要壓縮下來就不那麼容易，還會造成嚴重浪費。”據此，陳雲提出了財政、信貸、物資三大平衡著名思想，強調：“一、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都必須平衡，而且應該略有節餘。”“二、物資要合理分配，排隊使用。”“三、人民的購買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須同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四、基本建設規模和財力物力之間的平衡，不單要看當年，而且必須瞻前顧後。”“五、我國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有很大的約束力。”他指出應當用財政、信貨、物資三大平衡這樣的“製約方法，來防止經濟建設超過國力的危險”。
27日，李先念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繼續強調：從1956年冒進給財政金融帶來的嚴重後果中，得出一條重要經驗：“就是財政、信貸和物資必須統一平衡。在這裏物資平衡是統一平衡的基礎、財政平衡的關鍵。因為，財政和信貸最後都要歸結到有沒有物資，矛盾都最後集中到物資是否能夠平衡。”但是，“隻要在正常收入的範圍以內安排支出，不要赤字，不要向銀行透支，保持這個限度，大體上就可以做到信貸的平衡。財政和信貸平衡了，大體上整個物資也就是平衡的。”根據這一認識，他指出：由於棉花、植物油的收購情況不好，鋼產量又比原計劃減少53萬噸，這樣，“國家收入就要減少10億多元”。因此，八屆二中全會確定的財政收支指標，“經過這一個時期的計算，看來是站不住了”，“需要重新加以考慮，可能收到的收入必須打足，不可能收到的應當從預算指標內去掉”。這天，毛澤東在講話中對這次會議的反冒進氣氛也有所不快。他說：“要足夠地估計成績。有那麼多成績，誇大是不行的，估計低了，那就要犯錯誤，可能要犯大錯誤。”“這個問題，本來是二中全會解決了的，但是這次會上（我們一共開了八天會），還有許多同誌談到這個問題。可見得在一些同誌的思想中還有問題。”
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之後，國務院進一步對1957年計劃中的各項指標和財政支出指標進行了核算和壓縮，並在二三月間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安排了1957年計劃。到4月，訪問歸來不久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第44次至46次全體會議，討論批準了對基本建設投資、行政經費、軍費、社會購買力，勞動計劃和文教衛生等指標都作了壓縮的《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
在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指導下，我國國民經濟進一步健康發展，工農業總產值、財政收入穩步增長，基本上實現了財政、物資、信貸三大平衡，保證了市場的穩定，使1957年經濟工作成為建國以來最好的年份之一。
周恩來，陳雲等在反對“二五”計劃和1957年計劃的冒進指標時自覺地注意到從根本上否定遠景計劃的冒進指標問題。因為他們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從總體上避免經濟工作再度出現急躁冒進傾向，保證我國國民經濟沿著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綜合平衡的軌道高速度發展。例如：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指出：“過去設想的遠景規劃，發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點？經過八大前後的研究，我們覺得可以放慢一點。”假如到1967年鋼鐵產量達到3000萬噸“肯定地說，照現在這個速度是不可能實現的”。“要達到原來遠景規劃設想的生產指標，肯定時間要長一些，有可能要四個五年計劃，或者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他指出，陳雲曾經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既然達不到，就應該允許三個五年計劃以外再加二年。我說，甚至可以設想加二年不夠再增加一二年。這樣一個大國，數量上的增長稍微慢一點，並不妨礙我們實現工業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係。”如果硬要把指標“定到3000萬噸，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會像我們常說的，把兩腳懸空了，底下都亂了，不好布局，農業、輕工業也會受到影響，結果還得退下來”。他還指出：《農業40條》規定到1967年糧食達到10000億斤，倘若能夠實現，當然“是最美滿理想的。但是，照一年計算、摸索的情況看，不能那樣設想”。指標“上不去，就不能勉強，否則把別的都破壞了，錢也浪費了，最後還得退下來。凡是不合實際的都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