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冒進與反冒進繞不出怪圈圈
“二五”計劃財政收支的盤子定在“2800億-3000億是可以完成的”。深紮於毛澤東頭腦中的過急地要求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麵貌的趕超意識，開始以更頑強、更猛烈的形式表現出，他決心要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來一個“大躍進”。
毛澤東表示：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
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新中國在其創立後的短短幾年時間裏，戰勝險阻，繞過暗礁，克服重重困難，奇跡般地製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惡性通貨膨張，迅速地恢複了國民經濟，勝利地開展了各項社會改革運動，並從1953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到1955年國民經濟一直健康發展，成效顯著，尤其是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在1955年又獲得大豐收。這一切，給獲得新生並且社會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變、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的全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他們從切身體會中感受到新民主主義製度的優越，更增加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向往。
在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等黨的某些領導人的頭腦開始熱了起來，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並把黨內在農業合作化速度問題上主張實事求是穩步前進的意見，當做“右傾機會主義”加以批判，設想到1956年既可“達到80%到90%的農戶入社”。農業合作化後，又“可以迅速發展農業”，“在其初建的一二年內，一般可以增產20%至30%，往後還可以保持一定的增產比例，比互助組高，比小農經濟的增產率更高出很多”，農業生產“估計七八年後可以增產1倍”。
1955年底，在以農業合作化為先導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興起後，作為政治家和戰略家的毛澤東開始關注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速度問題，並進而批判在這個方麵的所謂右傾保守思想。
他指出：在“我們黨內，特別是領導機關的思想，總是落後於實際”。“這種落後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反對右傾保守思想，這在“中央各部門、地方各級黨委都是值得注意的”。製訂全麵規劃，接近人民群眾，“可以使我們打破這個思想落後於實際”的狀況。
他還指出：“現在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麵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在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速度方麵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現在的問題，不是在這些方麵”，而是要“不斷地批判”在“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種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麵”的右傾保守思想，“使之適應整個情況的發展”。
基於這一認識，1955年11月中旬，毛澤東在杭州和天津分兩批召集華東、中南、華北、東北地區的15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商討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的前景，並主持製訂了《農業17條》。這個文件反映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特別是發展農業的新道路的有益探索，但卻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在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合作化的時間，同時規劃了12年農業發展的戰略目標，規定到1967年糧食產量達到一萬億斤（比原來設想的產量增加了一倍以上）。隨後，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以不切實際的農業發展的戰略構想作為推動力量，要求繼續在各項工作中反對所謂右傾保守思想，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又反映了急躁冒進傾向。他提出黨的八大的準備工作應以這一內容為中心，迎接八大、開好八大。他告誡領導工業建設的同誌“不要驕傲，要加油，否則就有出現兩翼走在前麵而主體跟不上的可能”。
劉少奇、周恩來等處於被動的跟進狀態中
對於毛澤東的上述意見，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黨的領導人開始也是同意的。
劉少奇指出：“經濟上先要有框子，財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衝突，就把保守主義衝掉”了。隻要“克服了經濟上保守，財政上的保守主義就好辦”了。“二五”計劃財政收支的盤子定在“2800億-3000億是可以完成的”。
周恩來也說過：《農業17條》成為“一個推動力量”，政府的各項工作受到推動後“變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門也開始改變遠景設想中的一些指標，如鋼鐵由1800萬噸修改為2400萬噸，我們原來設想在三個五年計劃中基本上完成工業化，“現在有可能加快這個速度，提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