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鄧小平等走上前台，短暫的“華國鋒時代”結束了。
新生的土地
鳳陽縣農民奏響農村改革的序曲
三中全會接受鄧小平的講話精神，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口號，強調撥亂反正，糾正“左”的錯誤。
改革，逐步成為舉國上下的共同呼聲。
然而，農村改革非常艱難。當時，“兩個凡是”和“按既定方針辦”的“左”的思想仍有很大市場。就在鄧小平上述講話前，當時黨的主席華國鋒和主管農口的政治局委員陳永貴等，正在主持召開普及大寨縣工作座談會，布置以昔陽縣為榜樣，學習大寨經驗，向大隊核算過渡。會後，中共中央印發49號文件，明確規定：“向大隊核算過渡是大勢所趨，各級黨委態度要積極。”於是，1978年，在我國農村改革的號角剛剛吹響的同時，普及大寨縣、向大隊核算過渡之風也席卷全國。各地農村敲鑼打鼓，高舉學大寨的旗幟，轟轟烈烈掀起窮過渡高潮。廣大農民整年累月揮鐮灑汗，與大自然鬥爭。然而，他們的成果繼續被大呼隆和瞎指揮吞噬了。
1978年至1979年，我國連續地遭受多種自然災害。地處淮河和長江兩岸的安徽省，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家鄉――鳳陽縣，情況更為嚴重。頻繁的天災，加上“左”的政策，使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大批農民身背鳳陽花鼓走四方，靠說唱行乞度荒。1956年至1978年，鳳陽縣先後吃國家返銷糧4億斤，接受國家投資和貸款達1.36億元，是典型的“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縣”。1978年，麵對曆史上罕見的大旱，人們對依靠人民公社大呼隆勞動、共同度荒喪失信心，繼續外流行乞。這一情況，在全省帶有普遍性。爭生存、保太平，已成為各級領導的當務之急。秋種時，受命於危難之際的省委第一書記萬裏，眼看無人下地播種，隻好主持省委會議，冒著政治風險決定：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可以借給農民種，誰種誰收。並從集體耕地中，給每人借一分地種菜度荒。
鳳陽縣馬湖公社在傳達貫徹省委決定時，群眾堅決反對繼續搞大撥兒轟的勞動方式和吃“大鍋飯”的分配辦法，強烈要求實行“分組作業，以產計工，費用包幹，節約歸組”的生產責任製。他們懷念1960年初實行過的生產責任製。那時，為了戰勝三年自然災害，鳳陽縣曾搞過類似包產到戶的“責任田”，效果極好，一度受到中央領導人鄧小平、鄧子恢等支持，後被作為“分田單幹、走資本主義道路”橫遭批判。好辦法雖然夭折，但農民們記憶猶新。
這次，幸好縣委書記開明，他體察民情，不僅沒有反對，反而讚成。但要求先搞試點，不聲張，不推廣。結果試驗成功，大災之年，全縣的社隊都減產，惟有馬湖公社十個試點隊未減產，而且有兩個隊增產。消息不脛而走，事關重大，立即召來了省和中央有關部門的調查組。福兮禍兮，幾經爭論，調查組還是給予了肯定。
無獨有偶，大約與此同時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又秘密搞起了包幹到戶。18戶農民簽字畫押，發誓守口如瓶，不對外講。如被查出，隊長坐牢，大家集體養活其全家老小。但消息還是走漏了出去，公社幹部匆匆向縣委彙報，說小崗分田單幹，搞資本主義。
縣委書記聽完彙報後，長歎一聲，搖搖頭說：他們窮“灰”了，還能搞什麼資本主義？就讓他們搞到秋後再說吧！
縣委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大大保護了小崗。秋後小崗的生產竟出現了驚人的奇跡，糧食總產量為上年的四倍。這個合作化以來23年從未向國家貢獻一粒糧的“三靠隊”，包產到戶頭一年，第一次就向國家貢獻糧食3萬斤，油料2.4萬斤，農民收入每個平均達311元。
鳳陽的奇跡，使人們思想開竅，看到了農村改革的希望，也啟迪了領導幹部的思想。在此之前，安徽省委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經過激烈的鬥爭，製定了《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草案，簡稱“六條”。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和鼓勵農民搞家庭副業，產品可以到集市出售，農活可以責任到人……
安徽的“六條”是粉碎“四人幫”後，我國農村改革開放中最早的一份革命性文件。獨具慧眼的鄧小平，雖然剛剛複出，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看到這份遭爭議的文件後拍案叫好，立即毫不遲疑地支持。1978年，他出訪巴基斯坦途經四川，特地向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推薦“六條”四川省委頂著“左”的壓力，仿效安徽也製訂了一個農村改革的“十二條”。從此，安徽和四川兩個農業大省彼此呼應，在農村改革的大潮中聯手前進，成了國人矚目的典型，同進也成了眾人爭議的目標。
當時，兩省領導態度謹慎，主張埋頭幹，少宣傳。1979年初，當新華社記者報道安徽農村改革的政策時，鑒於當時中央文件有兩個不許：“不許分田單幹和不許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屬“禁區”。於是，記者設法將“包產到戶”說法改成“包產到組，責任到人”或“聯產計酬，責任到人”。報道在《安徽日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連續發表後，立即產生轟動效應，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霎時間，安徽鳳陽縣無形中取代了山西昔陽縣，當然就引起“凡是派”，特別是當時主管農業的中央領導人的不滿和反對。他們認為在全國普及大寨縣、倡導向大隊核算過渡的歲月裏，安徽卻實行早就受批判的包產到戶，搞資本主義複辟，是曆史倒退，是方向、路線有問題。有的借用50年代毛主席錯誤批判鄧子恢的話，責難安徽的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批評安徽調動的是“資產階級的積極性”，丟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