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胡喬木等人談話時指出：“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誌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期翻身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係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隻是個理論問題，它還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
鄧小平講到這裏，語氣很嚴肅，他一字一句地對他們說：“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曆史性的大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多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誌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的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
他又說：“黨的曆史總的來說還是光輝的曆史。對《決議》，要壓縮篇幅，做到兩點，可以不說的去掉，應該說的突出重點。”
中共中央許多老同誌也紛紛發表講話，表明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1980年11月，老將軍黃克誠在中紀委會議上講話，坦誠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1959年廬山會議上，黃克誠與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等人對“大躍進”的失誤發表了看法，黃克誠在7月19日的小組會議上談了他對人民公社的看法。
黃克誠說：“人民公社製度是優越的，今年搞好還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從長遠說搞了好，從短期說不搞更主動些。”
他講到興奮處，向中央領導呼籲：“再不要搞運動啦！民主革命勝利了。社會主義改造也完成了，還要搞運動幹什麼？這個‘台風’再也刮不得了呀！”
本來，黃克誠與彭德懷等人都是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暢所欲言，總結經驗，找出問題的，是以向黨和國家負責的忠誠態度發表個人看法的。但是，他們的觀點不對毛澤東的口味，盡管毛澤東本人在會議開幕時已說過：“大躍進”可用三句話概括：“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毛澤東斷定，彭、黃、張、周等人的信和發言，是懷疑黨中央指導思想，是針對“三麵紅旗”來的，所以，他決心進行堅決的“反擊”。
8月13日至15日，八屆八中全會召開大會，對彭、黃等人進行“揭發”和“批判”，讓彭、黃、張、周公開作檢查。並開始對他們進行無休止的“政治批判”和組織追查。
毛澤東在一份文件指示上寫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誌們，各省也有。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
毛澤東一表態，黨內許多思想較“左”的同誌大肆批判彭德懷等人，很快得到結論：彭德懷的“錯誤”不是個別性質的錯誤，而是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
接著，追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反黨集團”的非組織活動，逼著他們交代是如何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陰謀篡黨奪權的。
彭、黃、張、周等人在不斷的逼迫圍攻下，隻得在先闡述事實真相的前提下，不得不違心地給自己扣上不切實際的大帽子。盡管從1959年起，黃克誠就受到了左傾錯誤的長期迫害，但是，這位老共產黨人，不計較個人恩怨，仍然高度肯定了毛澤東的曆史功績。他語重心長地說：“過去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都盡了一份責任，功勞大家都有份。如果把建國以來我們黨所犯的錯誤都算在毛澤東身上，讓他承擔責任，這樣作不符合曆史事實。有些人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1981年3月，起草小組根據鄧小平指示和4000人的討論意見，把修改後的文稿提交政治局、書記處的同誌和部分德高望重的老同誌再次征求意見。
陳雲在同《決議》草稿起草小組副組長鄧力群談話時提出了寶貴意見。陳雲說：“《決議》要按照小平同誌的意見，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使大家通過閱讀《決議》很清楚地認識這個問題，就需要寫上黨成立以來60年間毛澤東同誌的貢獻，毛澤東思想的貢獻。因此，建議增加回顧以前28年曆史的段落。”
3月24日，陳雲就此事又與鄧小平交換了意見。鄧小平聽了陳雲的意見，說：“這個意見很好，應該寫進《決議》中。”
1981年5月，經過修改的《決議》討論稿提交到由75人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同誌用十個半天時間，進行了反複討論，大家一致同意把鄧小平、陳雲的意見當作《決議》的前言部分。
後來，這部分在正式成文的《決議》中就當成了“回顧”部分。有了這部分，就可以全麵地評價毛澤東同誌的革命功績。《決議》寫道：“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
通過回顧建國前28年的曆史，很清楚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黨和人民集體奮鬥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是被曆史公認的黨的指導思想，是中國人民前進和勝利的旗幟，是黨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不論在建國前，還是建國後的32年，乃至今後，把各項事業向前推進，奪取勝利，必須堅持不斷地發展毛澤東思想。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開了政治局常委會。全會第一階段為預備會，用八天時間討論《決議》。針對當時一些低估、甚至偏激地誣蔑建國以來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誣蔑毛澤東的觀點，常委們建議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在《決議》中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十個方麵，論述各行各業取得的主要成就。
《決議》寫道：“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曆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曆史……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同樣是嚴重的錯誤。”
正當中共中央在討論《決議》的時候，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在安徽取得成功，廣東作為經濟開放的前沿，經濟建設正如火如荼，於是，社會上又出現一種認識，認為：現在允許並推行包產到戶，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就證明當初的三大改造搞早了，社會主義搞早了，否則，中國貧窮落後麵貌早就會得到根本改變。所以，在討論《決議》稿時，意見分歧，爭論很大，最後，還是鄧小平最後為起草組確定了思路。
鄧小平講了兩點修改意見：一是首先要肯定成就，然後再寫成就是經過曲折的道路取得的。二是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
鄧小平以革命家的氣魄，客觀公正、科學曆史地指出：“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根據鄧小平的談話精神，《決議》寫道：“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集體領導。毛澤東同誌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個人。”
但是，《決議》也不回避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寫道：“這個期間，毛澤東同誌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製，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但是，發生了矛盾。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使黨和國家、人民均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應該受到徹底否定與批判，但是，又不能徹底否定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及毛澤東思想。這裏就要很好地解決《決議》中毛澤東自身相矛盾的問題。
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等人找來《決議》起草組的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商量如何用毛澤東思想批評毛澤東的錯誤。
鄧小平對前期的稿子不滿意，並用深刻的見解解決了起草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他說：“毛澤東同誌到了晚年，確實是思想不那麼一貫了，有些話是互相矛盾的……毛澤東同誌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
負責起草《決議》的胡喬木對鄧小平的這段話反複推敲，精心斟酌，把鄧小平的指示精神用文字完美地表現了出來。
胡喬木在《決議》中寫道：“毛澤東同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