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趁鄧小平侃侃而談之興，突然把一個尖銳的問題提了出來：“在中國，有那麼一個人，與你不同，從來沒有被打倒過……”
鄧小平知道這是法拉奇在暗示周恩來，不等她說完，他就動情地說：“周恩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虧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許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他也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鄧小平又對法拉奇解釋說：“毛澤東同誌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幹部都整倒。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至於後來愈整愈厲害，不能不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著他幹的。”
法拉奇極力嚐試把話頭扭轉到鄧小平自己身上，她問：“為什麼你想辭去副總理職務？”鄧小平從容不迫地答道：“不但我辭職，我們老一代的都不兼職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於製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領導職務終身製。我們存在一個領導層需要逐漸年輕化的問題。我們需要帶個頭。”
鄧小平當時說的話，九年後做到了。鄧小平主動提出辭職請求。
1989年冬天的一個上午，中南海內正在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新上任不久的江澤民總書記把一份辭職信傳給常委們看。這就是鄧小平的辭職請求。
辭職請求寫得非常懇切：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請求辭去現在擔任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
1980年我就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近年來，不少老同誌已相繼退出了中央領導崗位。1987年，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為了身體力行地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我提出了退休的願望。當時，中央反複考慮我本人和黨內外的意見，決定同意我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退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決定我留任黨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此後，當中央的領導集體就重大問題征詢我的意見時，我也始終尊重和支持中央領導多數同誌的意見。但是，我堅持不再過問日常工作，並一直期待著盡早完成新老交替，實現從領導崗位完全退下來的願望。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出的以江澤民同誌為首的領導核心，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經過慎重考慮，我想趁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夙願。這對黨、國家和軍隊的事業是有益的。懇切希望中央批準我的請求。我也將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辭去國家軍委主席的請求。
作為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和國家的獨立、統一、建設、改革事業奮鬥了幾十年的老黨員和老公民，我的生活是屬於黨、屬於國家的。退下來以後，我將繼續忠於黨和國家的事業。我們黨、我們國家和我們軍隊所取得的成就是幾代人努力的結果。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剛剛起步，任重而道遠，前進中還會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堅信，我們一定能夠戰勝各種困難，把先輩開創的事業一代代發揚光大。中國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來，就一定有能力永遠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江澤民等人臉上都露出了莊嚴和崇敬的神情。
11月9日晚，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出了震撼人心的消息：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
終於，鄧小平在他85歲高齡之年實現了自己的夙願。他高興地對出席十三屆五中全會的同誌們說：“感謝同誌們對我的理解和支持。”
中共中央同意鄧小平辭去所有職務，但在決定中對這位傑出的職業革命家的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
……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作為我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目睹“文革”給國家、人民造成的災難，同黨的其他領導同誌一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麵對國家經濟不發達，人民生活不富足的狀況，他又果斷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決策；為使中國興旺發達，他力主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改革開放，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他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立國興邦而確定的正確路線。
“一個國家，兩種製度”，是他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提出的富有創造性的構想。獨立自主，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是他倡導的為新中國贏得了崇高地位的外交方針。鄧小平，作為一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寶庫，作出了輝煌的貢獻。
如果從他加入共青團計算，67年了，他一直在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奮鬥。他幾十年為黨和國家建立了卓著功勳。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功業，同鄧小平的名字緊緊地連在一起。在把中國送入嶄新的90年代之際，他了卻心願，退出了最後一個領導崗位。這結果，如海外輿論所言，應該是並非出人意料。但又有多少善良的人們，希望國家的穩定發展繼續得力於他的幫助。畢竟，是他把中國引入了一個繁榮、發展的新時代。
法拉奇的采訪繼續進行。今天，她與40多年前斯諾到延安采訪毛澤東的感受相同，共產黨的領導人在講述個人經曆的時候，不知不覺就把自己轉化到曆史之中去了，使記者提問的個人問題奇妙地轉移了。
最後，法拉奇以其獨特的機智提出了一個讓鄧小平不能輕易使其轉化的問題。她問：
“對江青你覺得應該怎樣評價，給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鄧小平不假思索脫口而出。
“你對自己怎麼評價？”法拉奇跟著追問了一個難題。
鄧小平很坦誠，毫不回避，說：“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誌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隻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
法拉奇如獲至寶，快速在采訪本上記下鄧小平的原話。
法拉奇兩次采訪共進行了四個小時。鄧小平的敏銳、坦率、機智使她佩服。在對她的提問回答中，鄧小平不推脫責任，沒有個人恩怨，沒有回避矛盾，而是以一個老革命家對曆史客觀的評價，最主要的是對毛澤東的評價，成為後來製定《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指導精神。
8月28日，意大利報紙上發表了法拉奇的采訪報道，把與鄧小平的談話內容原原本本地寫出來。一時間，各國報紙紛紛轉載，發表評論。
有的外電評論：“鄧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黨代會上，將不會像批判斯大林那樣，全麵批評毛澤東，但是將總結大躍進以後的總路線，今後的中國將與毛路線訣別，進行四個現代化。”
有的外電評論：“中國領導人講解今後黨的路線的輪廓是極為例外的。”
五年之後，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納塔訪問中國，在會談的間隙，鄧小平笑著對客人說：
“貴國的女記者法拉奇真夠厲害的，一連串問了我許多難回答的問題。”
納塔讚賞地說：“聽說您的回答讓她很滿意。”“我總算通過了考試。”鄧小平高興地笑道。
有人對毛澤東和鄧小平作過比較，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充滿激情的人，看見風浪就忍不住激動，平淡無奇是他的敵人。而鄧小平則冷靜、堅毅，在平淡無奇中可以咀嚼出複雜的意味，麵對風浪依然心平如鏡，更能做到功成身退。
4000名高級幹部討論毛澤東功過
對毛澤東的評價，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分辨毛澤東個人在曆史上的功過是非，而且關係到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如何分清建國30多年的曆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所以，不僅僅是鄧小平，全黨都是十分慎重、嚴肅的。
197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在慶祝大會上，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對建國以後的曆史給予了初步的基本估價。針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他說：“中共中央認為，對過去50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曆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決議起草工作分幾個層次進行。
1980年7月，起草小組把《決議》按照鄧小平指示精神修改過的講話稿交中央書記處討論。新上任的書記處總書記胡耀邦主持討論會，書記處書記萬裏、王任重、方毅、穀牧、宋任窮、餘秋裏、楊得誌、胡喬木、姚依林、彭衝等人參加了討論。他們都主張《決議》一定要客觀、曆史，功與過一定要分清。
為了更廣泛地征求意見，1980年10月，《決議》的征求意見稿擴大到黨內軍、部級高級幹部，進行討論。討論的意見出現了一些偏激的現象，特別有的挨過整的人，帶著私人感情，對毛澤東提出了不正確的批評。
《決議》起草小組把這些意見收集起來，於10月25日送到鄧小平處。鄧小平發覺人們在思想認識上有偏頗現象，必須統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