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斯在8月25日舉行的告別宴會上，大談美國對華政策不變：“在本屆美國政府同中國領導人的第一次協商中，我已經清楚地表明，我們政策的出發點是，我們繼續信守上海公報並承諾朝向關係完全正常化的目標前進。我們期待著在今後的歲月中，進一步就在這個問題和其他問題進行討論。”
黃華外長對萬斯投石問路的訪問性質很理解，便大度地強調中美雙方有不少共同點，推動美方朝前走，他說：“我們認為，隻要雙方都能按照上海公報的原則做出真誠的努力，中美關係就一定會像兩國人民共同希望的那樣，不斷向前發展。”
布熱津斯基要當基辛格第二
這時候，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麵對蘇聯的咄咄攻勢，美國需要借助中國的力量牽製蘇聯。美國資本家在對華貿易上大吃其虧，如1978年上半年，西歐共同市場向中國的出口比美國多三倍，日本比美國多五倍。美國資本家不幹了，商界首腦發起與中國建交的簽名運動，其他財團紛紛響應，在香港的美國資本家也向卡特政府上書施加壓力，卡特才承認美中建交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開始認真考慮美中建交問題。
卡特手下兩員大將在中美關係正常化方麵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是布熱津斯基和伍德科克。
布熱津斯基當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對基辛格極為崇拜，決心要當“卡特的基辛格”。他通過美國國務院官員、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接近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黃鎮邀請布熱津斯基訪華，他爽快地接受了訪華邀請，但卻受到國務卿萬斯的反對，兩人發生激烈爭吵。兩人吵到卡特麵前，卡特支持布熱津斯基，決心批準布熱津斯基在合適的時機訪華。
伍德科克原為美國汽車工人工會主席，在調解勞資糾紛方麵有傑出才能，有較高的地位和聲望，被卡特看中，任命為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有些美國人認為他不太熟悉中國，不一定適合擔負那麼艱巨的任務，但人們很快就對伍德科克刮目相看了。
原來，伍德科克深入研究中美關係後得出結論：美對華政策自相矛盾，回國述職時在全美汽車勞動工會的大會上發表講話稱：“美國過去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台北政府’代表全中國的虛構基礎上的，這顯然是錯誤的，美國應當糾正這個錯誤。”
伍德科克的這個講話立刻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美國務院官員強烈反對，要求伍德科克發表訂正聲明。伍德科克正在作難之時，卡特總統召他進白宮麵談。伍德科克心想必定挨總統訓斥無疑。誰知卡特對他格外客氣，請他坐下，興高采烈地說：“我已閱讀了你有關台灣問題的全部談話內容，我讚同你的意見。”伍德科克大喜過望，便經常同布熱津斯基與卡特研究中美關係問題，一致決定布熱津斯基1978年5月訪華。
布熱津斯基動身前，卡特對他說：“我派你去中國有兩個目的，一是繼續進行上海公報所規定的協商，二是向中國方麵再次保證，本屆政府是認真尋求美中關係正常化的。”
1978年5月20日，布熱津斯基飛往中國，他在飛機上浮想聯翩：“這場經曆可謂深刻動人。我情不自禁地想到這種奇怪的巧合――在十年中，美中關係是由兩名非美國出生、接受這個任務時對中國所知不多，或沒有特殊感情、卻有較多戰略考慮的美國官員促成的。1972年中國的開放是一次大膽的舉動，具有最大的地緣政治意義，我決心要成功地將仍舊脆弱的關係變成某種更加持久、遠為廣泛的關係。”
飛機快要在北京機場降落時，布熱津斯基突然擔心怕中國慢待了他。一下飛機見黃華外長前來迎接，知道給他與國務卿相同的規格，才放下心來。
布熱津斯基精於談判之術，他認為黃華授權有限，便與中國外交部長大談對蘇戰略，最後才把話題轉到雙邊關係問題上說：“美國在美中關係上，抱有三個根本信念：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友誼對世界和平極為重要和有益；一個安全和強大的中國對美國有利；一個強大、自信和參與全球事務的美國對中國有利。美國總統希望同強大的中國有友好的關係，他決心同你們一道克服阻礙兩國關係的障礙。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已經拿定了主意。”
黃華外長認為布熱津斯基在反霸權問題上態度轉趨強硬，在推動中美關係上也較主動和積極，便向鄧小平做了彙報，因而鄧小平一見布熱津斯基，就很關切地慰問道：“你一定很累了吧？”
“我感到很振奮！”
“毛澤東主席是個軍人，周恩來也是軍人，我也一樣。”
“軍人說話直率，但美國人也有說話直率的名聲。我希望你沒有發現美國人或美國有什麼不好理解。”
布熱津斯基寒暄既畢，便直奔他與黃華會談中有意回避的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他一方麵說明美國已下定決心，另一方麵千方百計希望中國體諒美國政府在國內，特別是台灣問題上的困難，在美方做出期待台灣問題得到和平解決時，不會受到中國的強烈反駁。
對此，鄧小平大度地回答說：“雙方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嘛！”
布熱津斯基提議中美從下月開始就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高度機密性磋商。鄧小平當場拍板，代表中國接受了這個建議，說：“我盼望著卡特總統下決心的那一天。”
對當時兩人會談的微妙之處，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有生動描述：
“要是認為我們交換意見時言語尖刻或互相攻擊，那就錯了。交換意見過程中確有爭吵，但整個趨勢是積極的。鄧關於正常化的評論也不像外長那麼僵硬，他並沒有做實質性的讓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可能有某些靈活性。鄧沒有駁斥我關於美國和台灣的某些說法，自那以後，我們更有這種感覺。我們的談話一直持續到晚上，盡管我們的談話更多有個人性質。我們在談到各自的家庭時，鄧不住地往我的盤子裏堆放引人開胃的美味佳肴，我們頻頻舉杯，鄧對他有興趣訪美做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還做了一項神秘莫測的評論，大意是說他自己作為高級領導人隻有三年時間了。他這樣說，似乎在強調美中關係的進展有某種迫切性。我告訴他，我希望能在華盛頓我家中回請他一次，以答謝這次宴請，他微笑著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