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為天下先，就是要“敢”字當頭，貴在一個先字。這個“先”字，有兩層含義：一是要有超前的意識，要有新的發展觀念；二是要走在別人的前麵，謀他人所不曾謀，為他人所不曾為，搶抓機遇。
“地心說”統治世界一千餘年，認為地球居於宇宙的中心，靜止不動，太陽、月球和其他星球都圍繞地球運行。這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學說為教會所利用，以維護其反動統治。但是，哥白尼第一個從封建神學中走出來，他認為地球隻是一顆普通的行星，圍繞太陽運動。科學的“日心說”推翻了“地心說”。“日心說”經曆了艱苦的鬥爭後，才為人們所接受。這是天文學上一次偉大的革命，引起了人類宇宙觀的重大革新，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神權統治，正如馬克思所說：“從此自然科學便開始從神學中解放出來，科學的發展從此便大踏步前進”。
人類的曆史，是一個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曆史，這個曆史永遠不會完結。人類應當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的論點是錯誤的。真正的創造，發人之所未發，做人之所未做，行人之所未行，這就是“敢為天下先”。
達爾文在西方濃重的神權和唯心論的統治下，在動植物和地質等方麵進行了長期的大量的觀察，創立了生物進化論，並於1859年出版了《物種起源》一書，提出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進化學說，不僅說明物種是可變的，對生物適應性也作了正確的解釋。進化論的創立，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而達爾文敢為天下第一人的精神，不僅摧毀了各種唯心主義的神造論、目的論和物種不變論，同時也給宗教神權以沉重的打擊。
凡有所發明、有所創造，對人類、對祖國做出貢獻，對曆史的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的人，無不是敢為天下先的人。他們或在傳統的禁錮和世俗的偏見中，思想敏銳，凡事敢問一個“為什麼”，敢於探索和堅持科學的真理；或在曆史的轉折關頭，明大勢，辨方向，以大無畏的勇氣駕馭時代的風帆駛向光明的彼岸；或在不少人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績，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的時候，頂住嫉妒、譏諷、誣陷和各種風言風語，一門心思傾注於為之奮鬥的事業，創造出常人所未有的業績；或在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重壓下不信邪，堅持實事求是，勇於實踐，善於總結，敢講真話、實話，對曆史負責。他們充滿首創精神和犧牲精神，甚至冒著殺頭的危險。
縱觀中國曆史，神農氏冒生命危險，嚐遍百草，創出古未有之事，使後世子孫享福延壽；蘇軾不拘前人，創立了遒勁的“豪放派”詞風，使宋詞大放異彩；範仲淹有了“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才有他默默無聞的為國作貢獻，成為後人傳頌的佳話；多少偉人、巨匠的成功源於他們共同的一種精神——敢為天下先。
一般意義上的思想解放，主要是指清除自己思想上舊的習慣勢力的影響，努力按照客觀規律辦事；而敢為天下先則不僅要求做到這一點，還衝破各種傳統的、世俗的壓力，開創別人、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業。這顯然比一般意義上的思想解放要求更高，風險更大，對社會對人類也將做出更大的貢獻。可見，敢為天下先是思想解放的一種表現，是思想解放的一種更高的境界。
偉大崇高的目的是敢為天下先者的“魂”與“膽”，是他們成就大業的動力。敢為天下先行為的價值是與目標的偉大崇高成正比的。因此，敢為天下先要有一個偉大崇高的目的。從本質上來說，敢為天下先就是敢於探索客觀規律，敢於按客觀規律辦事，服從服務於真理，造福於社會，造福於人民。敢為天下先不是亂為天下先，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有的人在工作中急功近利，不認真調查研究，輕率決策，大膽“投入”，以至於沒有效益，辦一個企業背一個包袱；有的人為了吸引遊客和投資者，興賭場，建“鬼城”，對黃、賭、毒等醜惡現象視而不見；有的地方以擴大對外交往為名，揮霍公款，大吃大喝……他們確實做了別人“不敢”做的事，但卻不是我們所提倡的敢為天下先，而是亂為天下先。
凡事留有餘地
在通常情況下，留有餘地，就是給事情出現偏差後留有回旋的空間，盡量挽回損失。
俗話說：“利不可賺盡，福不可享盡，勢不可用盡”指的是在做事的時候要給自己留點餘地，不要把事情做絕了，已備不時之需。
有這樣一個寓言故事：一隻狼發現了一個山洞，各種動物皆由此通過，為了捕獲各種動物，狼把這個洞裏除洞口外的所有通道都封死了，卻不料將自己陷入萬劫不複之地，成了老虎口中的美食。滅人者終自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