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要善於在左左右右的複雜關係中，找到自己的安全點，換言之，即要權衡左右關係，才能找到不敗的安全點。
提起劉墉的父親劉統勳，似乎人們腦海裏馬上閃現出一個嫉惡如仇的清官忠臣形象。其實，這僅僅是從表麵上看問題罷了。因為在封建社會皇帝一個獨裁的情況下，一個大臣無論你多麼能幹，即使你有通天的本事，如果處處與皇帝對著幹，老是逆龍鱗，其下場不僅好不了，而且你的官也不可能當長。
劉墉之所以能夠在官場上左右逢源，得心應手，除了從劉統勳身上學到了嫉惡如仇的正直之外，更從劉統勳那裏學會了方正圓滑、明哲保身的湖塗為官之道，這才是他受益最大的秘訣。
在乾隆皇帝的眼裏，劉統勳是個才品兼優的清官，也是個不辱皇命，與君一體的能臣，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在眾多漢官中脫穎而出，官拜東閣大學士，直至出任領班軍機大臣。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劉統勳精於方正圓滑、明哲保身的糊塗為官之道。
劉統勳的嫉惡如仇、對皇帝忠貞不二無人可比，否則他也不可能被乾隆帝打破漢人不能居軍機大臣首席的慣例，並且在死後被稱為“真宰相”。據《清史稿》記載：“統勳歲出按事”，著名的如廣東糧驛道員明福違禁折收錢糧案，雲貴總督恒文、巡撫郭一裕借上貢之名勒索屬員金錢案，山西將軍保德侵吞錢糧案，江蘇布政使蘇崇阿誤論書吏侵蝕庫帑案，江西巡撫阿思哈收受賄贈案等。幾乎乾隆中期有關地方大吏貪贓枉法大案，無不由劉統勳負責審理，足以證明乾隆帝對劉統勳的信任和寄予的厚望。
當然，劉統勳的嫉惡如仇是與對皇帝忠貞不二緊密相連的，也就是說他的好惡標準，完全是以皇帝的喜好為轉移的。甚至為了不惹怒龍顏，劉統勳不惜犧牲他人的利益，這就是“方正圓滑，明哲保身”糊塗為官之道的精髓。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癸未科新進士褚筠心和董東亭因向劉統勳求情不成，反而受損，就足以說明劉統勳明哲保身。
褚筠心和董東亭本為該科一榜中的巨擘，詩文、書法皆冠於一時。但二人惟恐殿試不得前列，於是，董東亭找到了主考大臣劉綸，褚筠心則到了同為主考的劉統勳。
劉綸，江蘇武進人，乾隆元年（公元1736）以廩生舉博學鴻詞科，試第一，登入仕途，而後即以才能和品學官階累遷，卒至文淵閣大學士。劉弦因與劉統勳同為乾隆帝賞識和選拔的得力大臣，又因與劉統勳同樣清廉剛正，所以，兩人被時人並稱為“二劉”。為了加以區分，山東人劉統勳被稱為“東劉”，而江南人劉弦則被稱為“南劉”。據時人所言，劉弦賦性之潔、為人之正，絲毫不在劉統勳之下。
一次，侍郎王昶充軍機章京，因有爭奏，具草後，連夜奔赴時任軍機大臣的劉綸府第。時值嚴冬，寒氣襲人，劉綸親自操筆為王昶點定後，即喚家人準備酒菜，然而其廚內支空之無食，僅有白棗數枚作下酒菜。
但作為大臣而言，精通明哲保身之道的劉綸，除了清廉之外，尤以謹慎公正得人心，他不止一次地出了任科舉考試官，曾言：“衡文始難在取，繼難在去。文佳劣相近，一去取間，幹我甚易，獨不為士子計乎？”所以，凡是由他審衡的士子文章，總是反複比較，衡鑒甚精，以求不失於公正。
現在，褚、董二人為了殿試順利過關，找到了這兩位精通明哲保身的大佬，實在讓他們為難，本來，如果不找的話，兩人肯定是位列十名之內，但現在既然找到了，如果再將此二人為榜首，“二劉”均擔心於自己的清譽受損。於是，一向標榜惟才是舉的“二劉”，采取了方正圓滑，明哲保身的糊塗之道，即二人均不得入前十名，最後的結果褚卷名列第十一，董卷第十二，褚、董二人不但營求未成，反而因之受累。
時勢變遷，事物的發展也隨之變化，因則對策也要隨之改變，這是方圓高手最明智的保身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