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道生發覺兩百塊錢不見了。丁麻子手中竹簽串著的油條懸在半空裏，“快拿著，我還要炸油條呢。要是沒錢下次再給！”陳道生還是不說話，他匆忙地解開紐扣，脫了棉襖，將裏麵的口袋翻過來，什麼都沒有，隻有一些煙屑飄到了地上，陳道生將棉襖倒過來，索性猛烈地抖擻著，嘴裏嘰咕著，“糟了，錢到哪去了呢？”這可是賣血的錢，陳道生急得蹲在地上，眼睛在石板路上搜索著，石板路上除了零星的碎紙屑、踩扁了的煙頭還有一些炸油條散落的麵粉，什麼也沒有。丁麻子說，“又不是幾千幾萬，不就是兩根油條錢嗎？看你這失魂落魄的，兩根油條送你了。”陳道生站起來，眼睛都直了，還是沒接油條。他愣了一會，突然往屁股後麵的口袋裏摸去，一摸，就摸出了兩張百元大鈔。原來從醫院出來的時候過於激動，沒想到將錢塞到了屁股後麵。丁麻子說，“乖乖，你真的發財了，兩毛錢油條你掏出兩百塊錢，嚇我呢？”陳道生抹了一把鼻尖上的冷汗，尷尬地笑笑。
陳道生拎著兩根油條回到家，錢家珍已經出門去了。這些天錢家珍一大早就出去了，有時很晚才回來，每天早飯不做，晚飯不燒，回到家就坐在凳子上嗑奶油瓜子，瓜子殼也帶著一股怨氣飛得很遠，陳道生想問她幹什麼去了，又不敢問，家裏的禍是他闖下的，他對受了連累的錢家珍說三道四缺少足夠的底氣。又過了一些日子，錢家珍身上多了一件真絲刺繡的棉襖，綠底紅花，光鮮照人，等到下身穿了一條米色的絛絨長褲再加上腳上配的一雙棕色皮鞋，錢家珍倚著門框將瓜子殼吐出一道弧線的時候，她的神態真像是一個享足了榮華富貴的姨太太了，陳道生問哪來這麼多錢買這麼好的行頭，錢家珍說打牌贏的，陳道生說你們不是打五塊錢一鍋的牌嗎，哪能贏這麼多錢，錢家珍將一粒捏在手縫裏的瓜子扔到地上，直麵陳道生說，“告訴你吧，我找到了一份工作。”陳道生說，“什麼工作？”錢家珍說，“不能告訴你，告訴你是要犯錯誤的。”說著一閃身，扭頭回到了屋裏，屋裏已經很暗了。確實，大人物郭文達明確告訴過她要是對外講出去的話，那是要上軍事法庭審判的。陳道生追著錢家珍想再問下去，可錢家珍把收音機聲音調得很大，不想跟他說話，他隻好點上一支煙，悶悶地抽起來。
回到家的陳道生獨自就著開水吃了兩根油條，肚子裏充實了許多，他本來以為像采血女大夫說的那樣，賣血就不能賣糖葫蘆了，可不賣又幹什麼呢，身上不疼不癢的，坐在家裏曬太陽，出去到處閑逛，別人看見了都說不過去，他又不能告訴人家自己賣血，再說了，做糖葫蘆、賣糖葫蘆也就是動動手，動動腿，跟做廣播體操差不多，跟鍛煉身體差不多，算不得什麼體力活。他用自己的邏輯說服了自己。於是吃了兩根油條的陳道生隻無所事事了一支煙工夫，就跑到廚房熬上了糖漿，將山楂洗淨一攪拌，不到一小時，糖葫蘆就做好了。十點鍾的時候，陳道生將做好的糖葫蘆綁到自行車後架上，出門了。
他想每個星期賣血兩次四百塊錢，年關生意好，每天賣糖葫蘆掙個三四十塊錢，到年三十還有半個月，差不多就能還上一千塊錢。在沒有找到新的掙錢門路之前，一邊賣血，一邊賣糖葫蘆，是最好的選擇。賣血這天糖葫蘆也賣得出奇地好，下午四點鍾，在勝利路小學門口，兩百串糖葫蘆剩下的最後六十多串被哄搶一空，前後不到五分鍾。
陳道生踏著夕陽歸來，雄糾糾，氣昂昂，感覺有點像端掉了鬼子炮樓後勝利凱旋的八路軍戰士。可一踏進家門，錢家珍還沒回來，家裏充滿了黴味，殘破的家具在黃昏暗淡的光線裏沉默，院子裏陸續響起車鏈條嘩嘩啦啦的聲響，出攤的男人們回來了，陳道生坐在昏暗中抽煙，他在想女兒小莉。
錢家珍是夜裏十二點多回來的，陳道生睜開疲倦的眼睛問錢家珍哪去了，錢家珍吐出嘴裏已經嚼得索然無味的口香糖，懶洋洋地說，“才下班。”陳道生坐了起來，人也醒了，“你在哪兒上班這麼晚才回來？”錢家珍向空氣中踢了踢腳上的棕色皮鞋，“不是跟你說過了嘛，不能告訴你！”陳道生沉不住氣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到你單位，看你究竟做什麼了不起的工作。”錢家珍不屑一顧地說，“你算老幾，市長都沒資格去我打聽我的工作。”陳道生覺得錢家珍簡直就是發燒說胡話，是癡人說夢，販毒，她不敢；做見不得人的事，人老珠黃又好麵子，不會幹；也許當媒婆在外麵騙吃騙喝騙點衣服穿。想不清楚，陳道生就不想了，他倒頭睡去，太累了，後半夜睡得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