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相結合是鄧小平的思維特色之一，是貫穿並凸顯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曆史飛躍中的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在新的曆史時期，鄧小平把原則與方法有機結合，既堅持原則性，又體現靈活性，有效解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係列矛盾關係，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研究鄧小平關於原則與方法的思想觀點及其實際應用，有助於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有助於完整準確地理解、貫徹和落實黨的現行政策。
毛澤東曾對鄧小平作過這樣的評價：“這個人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1973年1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當場送給鄧小平八個字：“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剛”和“針”指的就是原則的堅定性，“柔”和“綿”指的就是方法的靈活性。這些評價，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鄧小平是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完美結合者。所謂原則就是說話或行事所依據的法則和標準。原則的堅定性，就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不管威逼利誘，不顧個人得失，始終堅持原則不動搖，始終把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視為最高利益；所謂方法的靈活性就是指在實現目的的過程中因時因地采取機動靈活的行動方式。
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鄧小平始終是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相結合的典範。在原則的堅定性方麵，鄧小平堅持“大的方向管住管好”；在方法的靈活性方麵，鄧小平堅持“小的方麵放開搞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所以“成於鄧”，與鄧小平的原則堅定性與方法靈活性的新思維密不可分。
一、原則必須堅定：“大的方向管住管好”
鄧小平曆來以堅持原則著稱。無論是在遭受錯誤打擊，還是在謀劃國計民生時，鄧小平都表現出了堅持真理、剛直不阿和大義凜然的政治品格。在此，僅從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方麵加以闡述。
1.堅持正確路線
在革命戰爭年代，鄧小平在江西瑞金縣開展工作時，針對原縣委書記兼肅反委員會主任李添富所推行的極端“左”傾的做法，采取果斷措施，迅速遏製了不良態勢的蔓延。後來鄧小平相繼在瑞金、會昌、尋安、安遠等縣開展工作，積極推行與當時奉行“左”傾的中央針鋒相對的正確路線。堅持原則的鄧小平由此成為了“左”傾分子們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的對象。哈裏森?索爾茲伯裏經過大量調查訪問和查閱資料後，在《長征新記》（即《長征――一個前所未聞的故事》）中描述道：麵對中央局“左”傾領導人的淫威，鄧小平等人正氣凜然，毫不妥協，以共產黨人的堅定立場和磊落態度，陳述了自己所堅持的觀點和毛澤東主席的正確主張。當“左”傾領導人脅迫鄧小平作“深刻檢查”時，鄧小平堅定地回答說：“我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寫的都是真話”，說完，“把腰一挺，不再作進一步的檢查”，“他支持毛澤東的策略，在這一點上誰也無法使他動搖。”他雖然遭受到錯誤的打擊和不公正的處分，但仍然對黨襟懷坦蕩，忠心耿耿，執著地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決不向錯誤的判斷低頭”，在原則問題上鄧小平從未妥協讓步過。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鄧小平在1973年第二次複出後，針對“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種種刁難，據理反駁，毫不退讓。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等人逼迫鄧小平作違心的表態發言，胡攪蠻纏，阻撓會議正常秩序。最後鄧小平拂袖而去，退出了會議。毛澤東得知此事後，對鄧小平表示了支持。1974年11月毛澤東在長沙接見鄧小平時，對他說：“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好！”鄧小平說：“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澤東說：“我讚成你！”鄧小平接著說：“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後我到她（指江青――筆者注）那裏去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毛澤東讚成：“這個好。”此後不久，鄧小平兩次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迫使“四人幫”一度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
鄧小平有自己的一套為人處事的原則和方式方法，他一般不發表不同意見，一發表就帶有根本性。鄧小平與晚年的毛澤東較少進行公開對抗，通常情況下也能審時度勢地作一些檢討。但是，一旦涉及更為根本性的問題，就決不退步。1975年的整頓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時，鄧小平隻要作點檢討，同意對“文化大革命”作“三分成績，七分錯誤”的評價，就完全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但在否定還是肯定“文化大革命”這個根本性的原則問題上，鄧小平就是不讓步，寧願再次被打倒，也不妥協，更不檢討。這種堅持真理，不向錯誤低頭的精神，是令人歎服的。
2.“老祖宗不能丟”
鄧小平明確指出“老祖宗不能丟”，丟了就會喪失根本，就會葬送社會主義。
“老祖宗不能丟”是經由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所證實了的。回顧中國革命的曆史，鄧小平深刻地指出：“如果我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自己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國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國現在還會是四分五裂，沒有獨立，也沒有統一。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鄧小平明確地指出：“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
“老祖宗不能丟”的根本依據在於“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真理”。鄧小平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優越於其他的思想”。針對現實生活中仍有一部分人宣揚馬克思主義“陳舊論”、“過時論”，認為現在還談“堅持”是不識時務的錯誤思潮，以及有些人表麵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在踐行時，卻割裂、歪曲或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錯誤傾向，鄧小平指出：“其實馬克思主義並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我們堅持的和要當作行動指南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說是由這些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係。至於個別的論斷，那末，無論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同誌，都不免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但是這些都不屬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構成的科學體係。”
因而，我們必須完整準確地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堅持其科學體係的完整和統一。
“老祖宗不能丟”的科學性和真理性，更加堅定了鄧小平的信念和原則。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指出：“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一直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鄧小平始終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戰略家的姿態，展示著他對馬克思主義未來前途和曆史命運的無限信心。他說：“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末篇中，鄧小平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並滿懷信心地說：“我堅信，世界上讚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這就是一代偉人鄧小平經過深思熟慮所得出的最終結論。
3.“‘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公開提出：“凡是毛澤東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澤東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方針的提出，驟然間使撥亂反正的各項工作舉步維艱。
就是在“兩個凡是”甚囂塵上的時候，尚未恢複工作的鄧小平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挺身而出，率先從理論上堅決批判和反對“兩個凡是”。早在1977年2月，鄧小平就指出，“兩個凡是”的提法是錯誤的。同年4月，鄧小平給中共中央寫信，明確指出“兩個凡是”的方針與毛澤東思想的本義是相背離的，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5月，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此後，鄧小平在多種不同場合中都強調了“‘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些論述集中體現了鄧小平在這一原則問題上的堅定性。具體來看：第一，鄧小平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尖銳地剖析了“兩個凡是”的提法。他強調“兩個凡是”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兩個凡是”將馬克思主義絕對化了，是違背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基本精神的，是“假馬克思主義”。第二，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深刻地揭露了“兩個凡是”的實質，揭穿了“兩個凡是”的欺騙性。鄧小平指出“兩個凡是”是封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附生物，借口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打著擁護毛澤東同誌的旗幟，搞‘兩個凡是’，實際上是換個麵貌來堅持林彪、‘四人幫’那一套。”
4.“中國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具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性，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鄧小平這一思想的集中表現。
“中國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拯救和發展中國，這是已經為我國的曆史和實踐反複證明了的真理。中國近現代半個多世紀的革命曆程雄辯地證明，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是中國人民的選擇。1987年2月，鄧小平在回顧了中國近代的曆史後，深刻地指出：“這個曆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
曆史已經向我們昭示，“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同樣證明，隻有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使中國由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變為一個繁榮昌盛和在國際事務中日益發揮重要作用的國家。
“中國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因為社會主義有著資本主義無法比擬的優越性。針對有些人提出的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糊塗思想，鄧小平堅定地予以答複，社會主義製度比資本主義製度好，我們依靠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差距。鄧小平在《中國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一文中明確地指出，中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段，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因此，在鄧小平看來，“隻有社會主義製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脫貧窮的問題。所以我們不會容忍有的人反對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