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提出中國現代化“分三步走”等漸進式進程，確立了改革的偉大戰略步驟。
社會主義作為人類曆史過程中的一種社會形態，在中國當前的國情特點下，我們黨清醒地作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並以此作為製定路線、方針、政策的依據，這是我黨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具體運用。“漸進式發展道路”的選擇，就是以對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基本國情的科學認識為基礎的。早在革命時期，毛澤東就確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並製定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等偉大革命戰略，終於使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建國後，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是采取從農業合作化開始的漸進式道路，逐步把農民引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上來。然而，正好相反，1958年出現的急於求成、急於求純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的嚴重失誤，都是背離了現實國情，忘記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複雜性。
在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實踐中，鄧小平總結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依據我國“國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的國情特點及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的客觀實際，認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必然是一個長期艱苦奮鬥的過程，因此製定了實現現代化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目前，第一步的戰略目標已經如期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正在奮鬥之中。可以說，這與中國漸進式改革進程是合拍的，第一步的改革以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為主攻方向，從而達到“溫飽”問題的基本解決；從城市全麵展開的第二步改革，為20世紀末達到“小康”目標提供了保證。再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達到或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有把握實現的。
在發展進程上，鄧小平還提出了抓住有利時機，加速發展，“力爭隔幾年上一個台階”的思想。他強調的加速發展與以往的“大躍進”、“洋躍進”不同，鄧小平強調加速發展要有條件，“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這有別於過去全國一刀切、一哄而上的“大躍進”。並且在當前麵臨著有利時機。一是國內政治穩定、市場取向的改革激發起強大的經濟動力和活力；二是國際上對我有利的經濟環境。所以，根據條件和可能，加快發展是漸進式改革深入的必然趨勢。但一定要防止我國曆史上多次出現的盲目追求高速度，結果是欲速卻不達，反而造成大起大落。因此，鄧小平強調：“當然，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紮紮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
第四，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解決了社會主義體製改革的目標問題。
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明確地說：“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說市場經濟隻限於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隻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改革開放之後，我們的許多舉措事實上都是在一步一步地否定計劃經濟，原因是以往的計劃經濟體製不符合社會化大生產要求，不能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同我們原來的設想相距太遠。鄧小平南巡談話十分明確地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個精辟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於社會基本製度範疇的思想。基於這樣的認識，黨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更是進一步規劃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基本框架和整個國民經濟體製改革的構思。從此，我國經濟體製改革有了明確的前進方向，能夠自覺地朝著既定的目標有計劃地向前推進，同時也促進我國各項改革進入了新階段，從根本上解決了我國體製改革的目標問題。當然，有了明確的目標相對於過去“摸著石頭過河”是一大進步，不過理論問題還沒有盡了，在以後的改革實踐中還會遇到許多新問題，需要我們的不斷探討。也就是說，還有一個如何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其實，鄧小平同誌不僅講了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而且還講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相似，但也有不同。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不是要否定社會主義，而是實行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兼容。當然要通過改革才可以兼容，從而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發揮出來，並獲得新的生命力。
總之，鄧小平關於經濟改革的思想，既體現了高度的主觀能動性和進取精神，又真正從實際出發，保持清醒頭腦，講求科學精神和實際效果，具有中國特色，無疑是對社會主義改革的穩步前進指明了切實的發展模式。
2.政治體製改革
政治體製在廣義上是指一個國家的政體。它是建立在基本政治製度基礎之上的各種具體政治製度及其機製的總和。對於我國政治體製改革，國外一直有“中國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的輿論，國內則有人持“中國隻能搞經濟體製改革，不宜搞政治體製改革”的心態。
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則明確地指出：“說我們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這不對。”鄧小平一貫用全麵的觀點看待改革，正如他所指出的，“改革是全麵的改革，包括經濟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製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製改革。”早在“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體製改革”。
事實上，由鄧小平直接設計並領導的改革大業，從來就包括了經濟、政治以及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20年來，政治體製改革一直在有領導、有秩序、有步驟地推進。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0年。我國的政治體製改革與經濟體製改革一樣，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正式提出的。但在最初的一段時期內，政治體製改革還沒有作為一項相對獨立的任務提出來，甚至尚未使用“政治體製改革”這樣的概念。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在講話中，鄧小平著眼於從製度上解決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這類曆史悲劇重演，實現長治久安的問題，鞭辟入裏地分析了我國原有政治體製的弊端、根源、實質，改革的鋒芒所向，直指原有政治體製的“總病根”――權力過分集中，特別是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體製。這一講話於1980年8月31日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成為我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第二階段是從1980年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十二大以後，經濟體製改革全麵展開，不斷深入，明顯地遇到了原有政治體製的阻礙，對政治體製改革提出日益迫切的要求。80年代中期，特別是1986年，總設計師鄧小平再次提出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任務。有人統計，這一年他有20次講話涉及政治體製改革，其中有9次是主要談這一問題的。這一時期他更多地是以“政治體製改革同經濟體製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作為著眼點提出問題的。不僅如此，鄧小平還把政治體製改革視為經濟體製改革的成功以及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對政治體製改革的獨特地位和深遠意義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十三大根據鄧小平的有關思想，把政治體製改革作為一項突出的緊迫任務提到全黨的議事日程，並規劃了一個藍圖。
第三階段是從1987年十三大到十四大。十三大以後，政治體製改革正在有序進行，不久國際國內發生了未曾預料到的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這就是蘇聯、東歐劇變和國內的“六四”風波。這對整個中國的改革進程，特別是政治體製改革不能不產生重大的影響。鄧小平頂住了難以想像的壓力，在總結經驗時堅持基本路線不能動搖，一再講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特別是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穩住了大局，使改革開放不僅沒有停滯，而且大大加快了步伐。與此同時，他也強調了改革對政治穩定的依賴關係，反複講“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事實上，以長治久安作為目標，在穩定的環境中積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是鄧小平的一貫思想。
第四階段是從十五大至今。十五大報告關於政治體製改革問題，在一些重大提法上有所突破，表現為：一是確認了“法治”概念，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製國家”的治國方略；二是明確提出“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這就把監督和民主直接聯係起來了，把監督置於權力來源的基礎上，無疑抓住了問題的根本；三是確認了“人權”，提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任務。從實踐上看，十五大之後，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進展是機構改革。
對政治體製改革複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的充分估計，使得鄧小平盡管感到政治體製改革極為迫切，卻並沒有頭腦發熱，急於求成。他在把政治體製改革提上日程的同時，還鄭重地提出了改革應遵循的原則和方法，這成為他1986年末乃至以後一直到十三大這段時間裏反複闡述和強調的一個重點。
政治體製改革是一項全新的開創性的事業，不大膽探索、堅決試驗是搞不成的。鄧小平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難免會犯錯誤，但我們不怕，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停止不前。”另一方麵，鑒於政治體製改革的複雜性，他強調“處理具體事情要謹慎小心，及時總結經驗”。80年代中期，鄧小平在許多談話中都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政治體製改革比經濟體製改革障礙還要大，風險還要大，可能引起的波動不是經濟體製改革可以相比的，波動更大，因而更複雜。因為中國積習太深，習慣勢力大得很，明確表示反對改革的人不多，但遇到實際，就會碰撞到一些人的利益，原來讚成改革的人，也可能變成反對改革的人。因此他指出：“決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以後再下決心。”他強調，政治體製改革要照顧我們的傳統，要理順各方麵關係，不能太急，太急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堅持改革。
當中國把政治體製改革提上日程的時候，蘇聯及東歐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正湧動著改革的巨大浪潮，這不可能不對我們有所影響和觸動，然而鄧小平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這是他不斷深刻反思曆史的結果。鄧小平指出：“別人的經驗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1986年9月29日，他在會見雅魯澤爾斯基的談話中說：“即使在蘇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夠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嗎？能夠符合波蘭的實際情況嗎？各國的實際情況是不相同的。我們現在提出政治體製改革，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決定的。”1987年6月12日，他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又指出：“我們要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曆史不同，經驗不同，現在所處的情況不同，各國的改革不可能一樣。”
這也是鄧小平一開始就明確了的原則。他在1986年9月13日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彙報工作時的談話中，在提出十三大對政治體製改革要有一個藍圖的同時曾告誡說：“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及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一片改革聲中紛紛陷入混亂甚至動亂，惟獨中國能不斷糾正各種錯誤傾向，高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在安定團結的環境下，推動政治體製改革朝著預定的目標穩步前進。這與鄧小平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製改革思想密不可分。
3.其他體製改革
除了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堅持走自己的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包括金融財稅教育等體製改革逐步展開。
“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這是鄧小平同誌1991年1月在上海進行視察時，同上海市負責同誌的談話。這番話深刻地闡明了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我國，隨著整個經濟的貨幣化、信用化程度的提高，金融已成為籌集和提供社會資金的主渠道，金融啟動生產和調控經濟的作用日益明顯，社會經濟的矛盾焦點越來越集中反映到金融方麵，金融已成為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最為重要的“一著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根據鄧小平同誌關於“要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的批示，我國金融係統不斷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逐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金融體製和運行機製，使金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要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以資本為紐帶，通過市場形成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製和跨國經營的大企業集團。采取改組、兼並、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製、出售等形式，加快放開搞活國有小型企業的步伐。”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每年手中掌握上億元可營運的社會增量資本，在促進國有企業改革中，能發揮巨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比如，全國國有企業經營性資產達5萬多億元，如何通過銀行信貸杠杆、黏合作用，扶持優勢企業，對劣勢企業進行跨地區、跨行業兼並重組，優化資產結構，實現低成本擴張，是大有可為的。我國要搞好整個國有經濟，對國有經濟實施戰略性改組，必須充分發揮金融的核心作用，重要的一步棋是國有商業銀行必須自主經營，自擔風險，充分調動其開拓業務的積極性，才能使整個國有經濟全盤皆活。
走自己的路，並不意味著墨守成規，固步自封，關起門要建設，而是要在借鑒別國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國情探索適合自己的法子。鄧小平曾指出：“對借外債要作具體分析。有些國家借了很多外債，不能說都是失敗的，有得有失。他們由經濟落後的國家很快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要借鑒兩條，一是學習他們勇於借外債的精神，二是借外債要適度，不要借得太多。”針對中國的現狀，對於財政赤字問題，鄧小平提出：“基建規模特別是非生產性建設規模不能過大，有些開支不能完全由中央承擔。中央的收入少了，中央對開支也不能包那麼多。要把地方上和社會上的錢，轉一部分用於基礎建設。我們隻能走這條路。還要注意消費不要搞高了，要適度。”
對於教育體製改革，鄧小平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認為“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曾多次提出要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對教育工作不僅要抓，並且要抓緊、抓好，嚴格要求，少講空話，多幹實事”。1977年8月，鄧小平出席全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與會者談到了高等教育招生工作令人不滿和憂慮的現狀。在鄧小平的積極倡導下，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招生工作的文件。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恢複高考的意見。於1977年，全國恢複了已中斷十年的高考。如今，中國的教育體製，結合本國實際進行試驗改革，日臻完善。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道路上，鄧小平以他樸素的語言，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方式領導中國的改革事業蓬勃發展，在給中國人民帶來實惠的同時，也給世界人民以經驗和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