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對外資政策上的得失
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發展中國家開始接管外資企業，六七十年代，逐漸形成了國有化高潮。無疑，它在一定程度上振奮了民族精神，推動了民族經濟的發展，但另一方麵，卻嚇跑了外國資本，使不少外貿企業迅速撤出，這嚴重影響了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從而導致發展中國家出現建設資金短缺問題。正當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對外資嚴加限製時，少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尤其是韓國、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對外資實行鼓勵政策，利用外國先進技術，發展供出口的勞動密集型工業製成品，使經濟迅速發展。從70年代初起，不少發展中國家對外資實行開放政策，由限製轉為利用，但在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主體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他們投資的目的是為了占據國外市場，掠奪海外資源，攫取壟斷高額利潤，他們不顧發展中國家的生態平衡，把那些耗能高、用人多、功效低的重化工轉到發展中國家，造成環境的嚴重汙染；他們片麵發展某些項目和企業，造成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比例失調，產業結構單一化、畸形化。在拉美，如墨西哥、阿根廷等國，為了實現工業化，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開始實行吸引外資和大規模舉借外債的方式，但隨著發達國家經濟危機的出現及國際貨幣彙率的變動，這些國家紛紛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針對以上教訓，鄧小平認為，引進項目必須是能夠帶動我們自己的，引進一個項目，可以帶動一些行業的發展。而且“我們引進每一個項目，都要做到必須具有償付能力”。
3.在發展工業化戰略中的得失
戰後發展中國家為擺脫對帝國主義的依賴，實現經濟獨立，廣泛推行工業化戰略。隨著製造業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中，農業比重下降，工業比重上升；此外，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工業時，片麵追求製造業的增長，追求製成品的出口，不注重發展為農業服務的工業，甚至用犧牲農業的做法來保證工業的增長。結果，工業的發展沒有為農業的改造創造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形成對農業發展的推動力，從而導致工農業比例失調。在工業內部的發展次序上，不同的國家確立了不同的發展重點。戰後，有些發展中國家仿效蘇聯模式，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片麵強調高積累、低消費，結果重工業雖有所發展，但輕工業和農業發展卻停滯不前，人民群眾的基本消費需求得不到滿足，如印度和阿爾及利亞。有些發展中國家實行替代進口戰略，重點發展以輕工業為中心的消費品工業，忽視金屬製品、機電和設備工業，致使這些國家大量進口，如拉美國家。在中東，這些石油輸出國利用石油盈餘資金，集中發展石油化工及與其相關的工業，但這僅是一枝獨秀，其他工業仍然非常落後。鄧小平在反思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戰略和總結我國現代化的經驗時指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麵的，各個方麵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進入7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的上述不適應狀況日益嚴重，他們為此不得不進行必要的調整，開始強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平衡發展和社會經濟的綜合發展。
四、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敗
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在本國執政黨的領導下，在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經過努力奮鬥，積極探索，在戰後短短幾十年時間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1.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
在1951年至1985年的35年中，蘇聯國民收入增長9.5倍，年平均增長率為6.9%；工業總產值增長13.4倍，年平均增長率為7.9%，超過了除日本之外的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東歐國家的經濟也獲得較高的增長，以國民收入和工業總產值兩項指標來看，1950年至1984年，保加利亞增長了14倍和29倍，匈牙利則為5.1倍和9.2倍，前民主德國為7.6倍和11倍，波蘭為5.9倍和14倍，羅馬尼亞為17倍和38倍，捷克斯洛伐克為5.3倍和9.4倍，南斯拉夫從1952年至1984年這兩項指標分別增長6.4倍和13倍。
2.各國經濟實力大為增強
蘇聯在世界工業產值中所占的比重，1937年不到10%，1985年上升為20%；主要由蘇聯、東歐國家組成的經互會，1985年人口不到世界的9%，工業產值約占世界的1/3。原來這些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等國，經過40多年的建設，已經逐步發展為中等發達國家，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農業國。
3.各國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普遍得到改善
社會主義（蘇聯、東歐等）各國的人民在健康狀況、營養水平、平均壽命、成人識字率等生活質量的標準方麵，都基本上接近或達到、有的甚至超過中等收入國家或世界的平均水平。這些國家的人民普遍享受著醫療、養老、就業等良好的社會保障，並且這些國家還大力發展教育、科技和文化事業，造就了一大批科學技術人才，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迅速提高。
但是，蘇聯、東歐國家經濟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不少問題，這主要是經濟體製過分集中、統得過死的蘇聯模式的弊端很快暴露出來。在經濟領域，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失調，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低下，官僚主義嚴重，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得不到充分的發揮。不少國家在經曆了一段較快的經濟增長後，或多或少地出現經濟發展停滯的現象，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在政治和社會生活領域，官僚主義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特權和個人專權問題嚴重地破壞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從而引起部分國家群眾的不滿和抗議。1956年波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發生的“匈牙利事件”以及1980年波蘭工人罷工事件，在某種程度上都與盲目照搬蘇聯政治經濟體製所造成的比例失調、物品短缺、物價上漲等有關。所有這些事實證明，隻有對傳統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體製進行改革，社會主義建設才能順利進行。蘇聯自赫魯曉夫至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都對蘇聯的政治經濟體製進行了局部性的改革，但改革都是在堅持中央集中統一的計劃體製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改革取得的成效不大。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改革之路，但因受到蘇聯的幹擾和反對，致使改革半途而廢。蘇聯從80年代初開始，在黨的最高領導權力交替的過程中，也逐步加大改革的力度，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的指導下，開始了全方位的改革，蘇聯的全麵改革，為東歐國家的深入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但令人遺憾的是，蘇聯、東歐國家的改革在新舊體製轉軌過程中，由於沒有準確把握改革的方向，沒有堅持社會主義改革的基本原則，試圖照搬西方社會民主黨的民主政治理論和經濟政策措施來解決新舊矛盾交織問題，不僅沒能穩步推進本國的改革，反而使本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出現了逆轉，喪失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成果。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