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一八”以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成為全國一致的口號……最近盧溝橋事件突發，危急情況更加嚴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誠團結，將全國的心力物力融成一片。
在宴會上，汪精衛還發表了一通十分動聽的祝酒詞，我們現在耳朵裏聽著盧構橋的炮聲，眼睛裏見著前線戰士的拚命與戰地人民的受苦，實在沒有可以開顏相向的理由，但是想起在環境艱苦中，培養元氣，生機不斷，精神不死，實在可使我們感激奮發。謹此理由，滿舉一杯，祝各位先生健康。
蔣介石呢？7月17日，他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說。下麵的這一段話，在當時幾乎是家喻戶曉的：
如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這段蔣介石語錄，當時寫遍中國的大街小巷。這是蔣介石對於抗日的最明確的表態。
也就在這次演說中，蔣介石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倒十分真實：
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承認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的力量要有忠實的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
蔣介石這段話，說了自己為什麼“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求全”，即采取“不抵抗主義”的原因。
蔣介石的另一段話，說出了這次采取抗日態度的原因：
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我們五百年故都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也將成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變成了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的整個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蔣介石這番演講，極為重要，表明他抗日的決心。
照理，這一回廬山國共談判應該順利，但事實上卻出乎意料地變得異常艱難。
談判在蔣介石、邵力子、張衝和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之間進行。周恩來帶著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上山，蔣介石改了兩句，卻又扔在一邊。蔣介石在許多問題上“加價”，弄得周恩來頗為為難。
其中最明顯的是關於紅軍改編後的指揮權問題。
上一回，蔣介石提出紅軍改編之後，由“政訓處”指揮。
周恩來當即表示疑惑不解，問道：“委員長，政訓處如何能指揮部隊？”
蔣介石傲然道：“我是革命領袖，我要他們指揮，他們就能指揮。”
這一回，蔣介石又改口說：“政治機關隻管聯絡，無權指揮。可以周恩來為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
顯而易見，蔣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是中共所無法接受的。
周恩來無奈，在山上給蔣介石寫了一信：
此與來（注：周恩來自稱）上次在廬所麵聆及歸陝向黨中諸同誌所麵告者出入甚大，不僅事難做通，且使來一再失信於黨中同誌，恐可是礙此後各事之進行。
蔣介石依然我行我素，不把中共放在眼裏。
那些日子，毛澤東正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授《實踐論》、《矛盾論》。接到周恩來發自廬山的電報，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反複無常，怒氣衝衝。他決心對蔣介石采取強硬態度。
7月20日，署名“洛、毛”的電報，從延安發給廬山上的周恩來：
周轉林：
甲，日軍進攻之形勢已成，抗戰有實現之可能。
乙，我們決心采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
丙，請你們回來麵商之。
此處的林，指林伯渠。
接到毛澤東、張聞天的電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隨即下山，飛往上海了。
周恩來等在上海會晤了宋慶齡，向她通報了國共談判的情況。7月27日，周恩來等飛抵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