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廬山和延安之間穿梭。帶著廬山的霧氣，他在6月18日回到延安，和毛澤東商討蔣介石提出的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問題。
剛剛有了眉目，蔣介石於6月26日又給周恩來發來電報，邀他再上廬山。於是，周恩來帶著在延安起草的新文件，和博占、林伯渠一起，於7月4日到達西安。
就在周恩來一行到達上海的那一天，形勢急轉直下。
那一天——1937年7月7日，成為中國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一天。所謂“八年抗戰”，就是從這一天算起。
這天夜裏10時，位於北平西南十五公裏處、宛平縣境內的盧溝橋，一片緊張氣氛，正在那裏進行軍事演習的日軍，聲稱有一名士兵失蹤，需進入城內搜索。國民黨軍隊理所當然地拒絕這一要求。8日淩晨4時，盧溝橋畔響起了激烈的槍炮聲，日軍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當地國民黨駐軍二十幾軍吉星文團長率部奮起抵抗，史稱“盧溝橋事變”。
7月8日晨，北平市市長秦德純急電廬山，向蔣介石報告“盧溝橋事變”。
這一回，蔣介石的態度比六年前“九一八事變”時要好得多了。他在當天，致電國民黨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明確地指出：“宛平應同守勿遐，並須哞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
這與“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發給張學良的“我方應不予抵抗”的《銑電》，迥然不同。
毛澤東也迅速作出了反應。延安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
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
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
就態度而言，毛澤東比蔣介石更堅決；就影響而言，蔣介石比毛澤東更大——因為國民黨的軍權在蔣介石手中，而國民黨軍隊在當時比紅軍要強得多、大得多。
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致電蔣介石，全文如下：
廬山蔣委員長鈞鑒：
日寇進攻盧溝橋，實施其武裝攫取華北之既定步驟，聞訊之下，悲憤莫名！平津為華北重鎮，萬不容再有疏失。敬懇嚴令二十九軍，奮勇抵抗，並本三中全會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複失地。紅軍將士，鹹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勝屏營待命。
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叩翌日，彭德懷等“率人民抗日紅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又發表致蔣介石通電，表示：“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驅，與日寇決一死戰。”
這份電報公開表明，為了抗日，紅軍的紅帽子要換成“國民黨帽子”了。
大敵當前，同共同仇，盧溝橋的槍聲，促使了蔣介石和毛澤東迅速接近——盡管他們之間還有著這樣那樣的分歧。
日本內閣會議則在7月11日發表就“盧溝橋事變”作出的決定：
這次事件，完全是中國方麵有計劃的武裝抗日，已無懷疑的餘地。我們認為，不但必須最迅速地恢複華北的治安，並且有必要使中國對非法行為，特別是排日、侮日行為，表示道歉……
日本內閣的顛倒黑白的決定，在中國激起了公憤。
8月13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來到了國民政府的“夏都”——廬山。
這時，廬山上大員、名流雲集，其中許多人胸前都別著圓形白底藍色“五老峰”徽章。這特殊的徽章，是特殊會議的特殊通行證。這特殊的會議名日“廬山談話會”。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中央要員、國民政府高級官員、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談話會在廬山牯嶺市街附近的牯嶺圖書館大禮堂裏舉行，會議由蔣介石、汪精衛主持。
雖說周恩來上了山，如他所言：“廬山談話會的時候，共產黨沒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誌三個人不露麵，是秘密的。”
周恩來還說，這個談話會“不是大家坐下來開圓桌會議，一道商量，而是以國民黨做主人，請大家談話一番”。
戰火正在山下燃燒，抗日成了廬山談話會的中心議題。就連國民黨內的親日派頭目汪精衛，此時在談話會上也大談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