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主持製定無圈點老滿文，是我國滿族發展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他的一大功績。
滿文是滿族語言的文字符號。滿語，屬阿爾泰語係。我國同屬於阿爾泰語係的北方少數民族，又分成不同的語種，這在語言學上叫作語族。它主要分為三個語族：即阿爾泰語係突厥語族，包括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烏孜別克語等；阿爾泰語係蒙古語族，包括蒙古語、達斡爾語、布裏亞特語、裕固語等；阿爾泰語係滿語族，包括滿語、鄂溫克語、鄂倫春語、錫伯語、赫哲語等。滿族的先世女真人，講的就是阿爾泰語係滿語族的語言。
女真族在金代參照漢字創製了女真文。它有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兩種。女真大字為完顏希尹所造，金太祖於天輔三年（1119）頒行。《金史·完顏希尹傳》載：
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製度。希尹乃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製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金史·完顏希尹傳》第73卷）
金熙宗於天眷元年（1138），製成“女直小字”，後殺完顏希尹。皇統五年（1145），“初用禦製小字”（《金史·熙宗紀》第4卷），女真小字頒行。大定四年（1164），金世宗“詔以女直字譯書籍”（《金史·徒單鎰傳》第99卷），後設女真進土科，而“用女直文字以為程文”（《金史·選舉一》第51卷），並在中都設女真國子學，諸路設女真府學，以新進士充教授。到大定二十三年（1183）九月，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成（《金史·世宗紀下》第8卷），命頒行之。而所譯《史記》、《漢書》和《貞觀政要》等書，也已流行。
但是，女真字是在變換了契丹大字的基礎上創製的，而契丹大字又依仿了漢字，所以女真字是一種方塊字，與蒙古拚音文字有所不同。隨著金亡元興，蒙古族成為統治民族，蒙古語與女真語又同屬於阿爾泰語係，在女真地區先是蒙古文和女真文並行，而後女真文逐漸衰落下去。到元朝末年，懂女真文的人已經為數不多。
明初，著名的《永寧寺碑記》，是用漢文、蒙古文和女真文三種文字鐫刻的，其中女真文的書寫人為“遼東女真康安”（《明代奴兒幹永寺碑記校釋》）。明成祖招撫女真吾都裏、兀良哈、兀狄哈時，“其敕諭用女真書字”（《李朝太宗實錄》第5卷）。但是，明中葉以後，女真人已不懂女真文。如《明英宗實錄》記載：
玄城衛指揮撒升哈、脫脫木答魯等奏：“臣等四十衛無識女直字者，乞自後敕文之類第用達達字。”從之。（《明英宗實錄》第113卷）
達達字即蒙古文字。這說明到十五世紀中葉，女真文字已失傳，而借用蒙古文字。不僅明朝與女真的敕書用蒙古文，而且朝鮮同建州的公文也用蒙古文。如弘治三年（1490），朝鮮兵曹通書建州右衛酋長羅下的公文，“用女真字，〔以〕蒙古字翻譯書之”（《李朝成宗實錄》第241卷）。
努爾哈赤興起之後，建州與明朝和朝鮮的公文，由漢人龔正陸用漢文書寫，“凡幹文書，皆出於此人之手”（《李朝宣祖實錄》第127卷）。努爾哈赤會蒙古文，又粗通漢文，唯獨缺少女真文字。所以，他在女真社會中的公文和政令，則先由龔正陸用漢文起草，再譯成蒙古文發出或公布。“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滿洲實錄》第3卷）女真人講女真語，寫蒙古文，這種語言與文字的矛盾，已不能滿足女真社會發展的需要，甚至已經成為滿族共同體形成的一個障礙。努爾哈赤為著適應建州社會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遂倡議並主持創製作為記錄滿族語言的符號——滿文。
萬曆二十七年（1599）二月，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和噶蓋創製滿文。《清太祖高皇帝實錄》載：
上欲以蒙古字製為國語頒行。巴克什額爾德尼、紮爾固齊噶蓋辭曰：“蒙古文字，臣等習而知之。相傳久矣，未能更製也！”
上曰：“漢人讀漢文，凡習漢字與未習漢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讀蒙古文，雖未習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國之語，必譯為蒙古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國之語製字為難，反以習他國之語為易耶？”
額爾德尼、噶蓋對曰：“以我國語製字最善，但更製之法，臣等未明，故難耳！”
上曰：“無難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矣。吾籌此已悉，爾等試書之。何為不可？”
於是，上獨斷：“將蒙古字製為國語，創立滿文，頒行國中。滿文傳布自此始。”（《清太祖高皇帝實錄》第3卷）
前錄引文，努爾哈赤說明兩點：其一，創製滿文的意義在於，使滿族的語言與文字臻於統一；其二，創製滿文的方法是，參照蒙文字母，協合女真語音，拚讀成句，撰製滿文。
究竟怎樣以蒙文字母，聯綴女真語音呢？據天聰七年（1633）滿文舊檔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