賊之奸細，混入其中，如沈陽攻陷，皆由降夷內應，其明驗也。（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第4卷）
奴自清、撫、開、鐵以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由奸細之潛伏？其用計最詭，用財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於查奸細。（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第8卷）
陳仁錫在其著述《無夢園集》中對努爾哈赤善用諜工亦有記載：
奴賊善愚我，而我無一事愚奴。（陳仁錫：《無夢園集·山海紀聞二·紀奴奸細》）
努爾哈赤用最詭詐的計謀、最豐厚的財物、最秘密的手段，派遣諜工，刺探敵情，取得指揮戰爭的主動權。
八旗製度不僅是軍事製度，而且是行政製度。努爾哈赤既以旗統兵，又以旗統人。八旗的軍事職能前已述及，其社會職能，又包括政治、民政、宗族和司法四個方麵：
八旗是政權組織。後金的政權組織分為三級——固山、甲喇和牛錄。固山額真、甲喇額真、牛錄額真，既是軍事長官，又是行政長官。他們出則統領軍隊，入則統治部民。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屬，各領人民。它的基層單位為牛錄，牛錄額真是本牛錄人民的“父母官”。後金汗通過各級額真，統治其人民：
凡有雜物收合之用，戰鬥力役之事，奴酋令於八將，八將令於所屬柳累將，柳累將令於所屬軍卒，令出不少遲緩。（李民寏：《建州聞見錄》）
後金汗同各級額真是君臣隸屬關係。天啟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二月，薩爾滸城營築竣工，努爾哈赤升殿聚諸王大臣曰：
君明乃成國，國治乃成君。至於君之下有王，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禮也。（《滿洲實錄》第6卷）
可見後金八旗中的君臣等級是很森嚴的。努爾哈赤依靠八旗的固山額真、甲喇額真和牛錄額真等各級官吏，組成統治後金人民的政治機器。
八旗也是民政組織。固山、甲喇和牛錄，既是軍事編製單位，也是戶口編製單位。編入八旗的人戶，稱為旗人。牛錄額真及其屬下村領催等官員，掌管本牛錄、本村屯的民政事務，諸如登記戶籍，查勘田地，分配財物，經營房宅，收納賦稅，攤派勞役，拘捕逃人，埋葬死人，料理婚娶，排解糾紛，清理衛生，送往迎來等。
八旗又是宗族組織。女真族到努爾哈赤時代，仍保留有氏族形態殘餘。雖然牛錄早已變成軍事組織和行政組織，但牛錄額真多為一族之長或眾族之長。一個牛錄往往是一個大宗族，牛錄額真即成為該族的族長。如康果禮先世居那木都魯，以地為氏。康果禮等率兵壯一千餘人歸附努爾哈赤，努爾哈赤命康果禮等“分轄其眾，為世管佐領六，隸滿洲正白旗”（《清史列傳·康果禮》第4卷）。康果禮既統轄所屬部眾，又為其族的族長。尤其是東海女真部民降服後，努爾哈赤即以其首領委任官職，統領所屬部民。這種牛錄額真，既為軍事長官，也為行政長官，又為該族的族長。所以《光緒會典》載有“每佐領下，每設族長，管束同族之人，其獨小族，即令兼管”（《光緒會典》第84卷）。因此，牛錄額真也是族長或總族長。但後來招徠日眾，情況有所不同，同一牛錄內不僅有滿洲人，也有蒙古人和漢人等。盡管如此，牛錄額真仍管本牛錄內的宗族事務。
八旗還是司法組織。後金社會八旗下的牛錄，是基本的司法單位。它是由早期族長審判權而演化為牛錄額真審判權的，而牛錄額真往往是本牛錄的族長。牛錄額真有著調解、裁斷和審結本牛錄屬下人的一定權力。後隨著國家權力的強化和司法製度的演化，牛錄額真僅審理一般民事糾紛，事有大者交理事官審理。下麵從《盛京刑部原檔》中第一六六號牛錄章京布爾薩海等一案可以窺見努爾哈赤時牛錄額真的司法權力：
鑲黃旗布爾薩海牛錄下青吉兒首告本牛錄下額托齊於法司：先前，額托齊曾持腰刀砍我們，我青吉兒奪其所配之弓，此情告於牛錄章京布爾薩海後，將額托齊鞭二十七；又奪青吉兒我所佩之弓。經審屬實，鞭額托齊七十。牛錄章京布爾薩海擅自審結持腰刀一罪，鞭五十，準折贖，罰銀十六兩六錢六分入官。
上錄案例說明，牛錄額真最初享有審判權，但在天聰五年（1631）將民事糾紛以外之審判權交由刑部審理。牛錄額真布爾薩海循舊章、違新製，遭到鞭責折贖之罰。
八旗製度不僅是軍事製度、行政製度，而且是經濟製度。這主要表現在後金汗和固山額真除指揮作戰和管理行政外，還占有土地、奴仆、牲畜，坐擁田莊、管理生產、分配財物。
八固山共同占有土地。胡貢明奏議稱：“有人必八家分養之，地土必八家分據之。”（《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中）這雖是努爾哈赤死後六年的奏議，但反映其在世時八固山占有土地、奴仆和牲畜的事實。後麵將較詳地敘述後金的土地所有製問題，這裏姑且從簡。
牛錄額真也組織生產。八旗製下的部眾，“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嚐偏廢”（《清太宗文皇帝實錄》第7卷）。即跨馬從戎時，按軍隊的編製馳騁征戰，解甲卸鞍後，又按軍隊的編製從事生產。軍卒返屯後，修整器具，治理家業，耕種田地，牧放馬匹。牛錄額真又成為生產的管理者。萬曆四十一年（1613），努爾哈赤命“一牛錄各出男丁十人，牛四頭，墾荒屯田，悉蠲貢賦”（《滿文老檔·太祖》第3卷）。以後隨著歸並的土地和人口日漸增多，便組織莊田進行生產。牛錄額真是本牛錄生產的組織者。後來由於丁口增加，牛錄下的民戶“三丁抽一”（《清太宗文皇帝實錄》第17卷），即每戶如有三名男丁，抽一人去作戰，另二人稱餘丁，在家從事生產勞動。“無事耕獵，有事征調，戰勝分俘受賞。人自為兵，人自為餉，無養兵之費，故用無不給”（魏源：《聖武記》第1卷）。隨著戰爭的頻繁，兵士不再棄戈務農，而變成職業軍人，“軍卒則但礪刀劍，無事於農畝者”（李民寏：《建州聞見錄》第3卷）。牛錄額真指揮軍事職能逐漸加強，組織生產職能日趨減弱。
此外，八旗還是分配擄掠財富的基本單位。如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五日攻取明撫順諸城堡，次日，努爾哈赤就在甲版野地設營，按旗分配“俘獲”的三十萬人畜。每次戰勝之後，“降者編為戶口，所俘各照牛錄，派數上獻”（《清代碑傳全集·揚古利傳》第3卷）。他還將在戰爭中擄獲的大量人口、牲畜、金銀、布帛，按八旗分賜與貝勒和各級額真等。如薩爾滸之役後，將繳獲的戰利品堆放八處，按八旗進行分配。
女真社會曆史發展與生產關係所產生的獨特社會結構——八旗製度，既有利於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有利於滿族共同體的形成。努爾哈赤通過八旗把分散的女真部民組織起來，管理女真的農業、畜牧業、采集業、漁獵業和手工業生產，促進了女真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同時，隨著對瓦爾喀、虎爾哈、卦勒察、薩哈連、達斡爾、蒙古人、漢人等的征服，得到一部人就編為一牛錄。努爾哈赤把各部女真人等都包容在旗製之中，加速了滿族共同體的形成。天命初年，已發展到約二百個牛錄。除滿洲八旗之外，天命六年（1621）始設蒙古牛錄，天命七年（1622），始分設蒙古旗。天聰三年（1629），已有“蒙古二旗”。天聰九年（1635），始設蒙古八旗，旗色與滿洲八旗相同。天聰五年（1631），努爾哈赤的繼承人皇太極將滿洲八旗中的漢人撥出，另編一旗。漢軍初名烏津超哈，為滿語ujen cooha的對音；ujen是重的意思，cooha是兵的意思，ujen cooha意為重兵，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後稱漢軍，以黑色為旗幟。崇德二年（1637），分設漢軍為二旗。崇德四年（1639），又增設漢軍二旗，旗色為純皂（黑）、皂鑲黃、皂鑲白、皂鑲紅。崇德七年（1642），漢軍擴充為八旗，旗色改為與滿洲八旗、蒙古八旗相同，取消了黑色。從此，實際有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共二十四旗，但習慣上仍統稱之為八旗。
努爾哈赤創建八旗製度，以它作綱，把女真社會的軍事、行政、生產統製起來，實行軍事、政治、經濟、司法和宗族等五種社會職能的一元化。女真各部的部民，被按軍事方式，分為三級，加以編製。女真社會就像馬克思所說的，“是按軍事方式組織成的，像軍事組織或軍隊組織一樣”。努爾哈赤用軍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經濟和管理社會，使女真社會軍事化。因此，在努爾哈赤統治時期，整個女真社會就是一座大兵營。這一點，也正是努爾哈赤統治時期女真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努爾哈赤以八旗為紐帶，把渙散的女真各部聯結起來，形成一個組織嚴密的、生氣勃勃的社會整體，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是有積極意義的。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說：“戰鬥與生活合一的民族與社會必強。”努爾哈赤時期的女真民族和女真社會，是戰鬥與生活合一的民族，也是戰鬥與生活合一的社會。這正是他崛起東北地區，統一女真各部，實行社會改革和屢敗明朝軍隊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通過八旗製度，加強了對女真奴隸、農奴、部民的軍事統治和軍事獨裁，從而給女真勞動人民戴上一副沉重的枷鎖。而八旗軍入關之後，對中原地區人民實行野蠻掠奪與軍事統治，推行高壓政策，影響了社會的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