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容情，不管是什麼人，多高的職位，有過多大的貢獻，觸犯了法律，就會受到製裁。這是法製社會中人人都明白的道理。馬軍的辯護詞充分肯定了這一基本原則，不過他超出了法律的範疇，從社會學、國家政策、國家管理等方麵，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意見。
他在辯護詞中說道：
第一，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五十年來，作為其主力軍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及他們的領導——企業家們，在我國所處的法律地位是什麼？雖然我國有《企業法》等規定，但一方麵，法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j另一方麵，《企業法》的主要作用和性質不是解決企業法律地位的，更主要是對企業行為進行規範，是對企業實行的一種法律製約。否則，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侵害企業合法權益的事？為什麼有的領導、有的部門就可以隨便調取、占有甚至強占企業的財產？又為什麼企業的領導者可以被行政機關隨意調換，其權利被侵害？第二，我國企業家的政治地位又是什麼？雖說在我國實行現代企業製度，但由於長期以來在確定國有企業家的政治地位時是以“相當於廳級、副廳級，相當於處級、副處級”來定的，這體現出企業和企業家對政府部門的一種依附關係。但是，政府部門真的把他們當主人了嗎？你們實實在在、設身處地地為他們做了些什麼？第三，國有企業和企業家的經濟地位，是一個五十年來都沒有認真徹底解決的問題。國有企業及企業家的勞動力價值怎麼體現？在我國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像褚時健這樣一個企業家（玉溪卷煙廠17年稅利總額800億，17午全體幹部職工的分配為5億，分配此例為0.625%，褚時健個人17年的全部收入總和為80多萬，個人收入此例是十萬分之一），他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甚至趕不上一個影星一次廣告的收入，趕不上一個歌星的兩次出場費。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分配方麵怎樣真正貫徹江總書記十五大報告中提出的任務，做到實實在在地按勞分配，實行勞動力價值等價交換的商品經濟的分配體製，從而從根本上解決國企及企業家的合理分配問題，這是一個關係如何處理曆史遺留問題，解決國企及企業家命運的問題，也是真正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的大問題。
1999年1月9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做出“(1998)雲高刑初字第1號刑事判決”，以褚時健犯貪汙罪，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五年，數罪並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主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主辦的《中國律師》雜誌1999年第3期上，有這樣一篇文章，對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這份判決書拍案叫好。文章說：首先，這份判決書好就好在將“經審理查明……”改成了“本院評判如下……”，這不僅僅是幾個字的簡單改動，它意味著我們的法院終於擺正了自己在司法過程中的裁判位置，開始用一種盡可能平等的、客觀的、公正的眼光來對待控辯雙方……其次，這份判決書好就好在敢於將控辯雙方的證據及質證意見一一列舉評述，真正做到了一證一質一辯一認……其三，這份判決好就好在敢於堅特無罪推定原則，敢於否認公訴機關證據不足的指控……其四，這份判決好就好在將“本院認為”建立在對證據的理性分析和對法理的詳細闡述上……
走下“煙王”的神壇
法庭上的一切都過去了，褚時健被正式收入雲南省第二監獄，成了一名服刑人員。
1月25日晚，我通過朋友的關係，進入他在監獄的居住地，這是在二監圖書室四樓上一間隻有幾平方米的小屋。
見褚時健從小屋裏出來，我一時有些語塞，隻輕輕叫了一聲：“爸爸。”這是兩年前我對他的承諾。
聽到這聲稱呼，褚時健的眼角濕了，他用手背抹去了淚水。問我：“你看了那本書沒有？他完全是亂說。”言語間有些激動。
我矢口道他說的是哪本書，我問：“誰給你的？你完全不用管它。”他告訴我，書是張啟學給他帶來的，他生氣是因為想不到朋友也會幹這種下三濫的事隋。
我說：“這不就明白了，這個朋友是假的，不用生氣的。”我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兩午後第一次交談，他精神尚佳。對造謠的人充滿憤慨，得知他是剛看完那本書，可以理解。我勸說他什麼也不用多想，保重身體，調整心態，功過是非由人評說。
我每個月有兩次去看他的機會，都是到監獄門口換車，和別人同去，其中最多的是和丁學峰。因為我不是褚時健的親屬，又是一個媒體人，不借助別人的便利，我自己很難申請到探視機會。每次見麵都是在圖書室，他是圖書管理員。時間有限，我們從不談及他的案子。談些什麼，我在日記中偶有記錄：
3月19日，看望老頭，時間較長，談話也多一些。談到雲南煙草業出現的變化，“紅塔山”開始積壓，味道到底變了沒有，給國家的稅收有沒有減少，對煙農的政策有沒有改變等等。圖書室裏有十幾盆花，都是別人新送來的，他住進來後，有許多人來送東西，圖書室有好幾個書架，都是剛送來的新書。有曆史的、政治的、文學的，還有金庸全套的武俠小說，看來送書的人，很懂江湖規矩。老人說幾天前病了一場，重感冒，全身發軟，胃口不好。
6月8日，星期二。見老頭，他前一天出現高血壓，低壓90mmHg，高壓160mmHg，感覺很差，監獄安排星期六請醫生來看。談了何小平的官司，老頭感慨，半天沒說話，讓我轉告她，不是什麼大事，看開些，今後好好過日子。回家後給小平打電話，轉達老頭的話，小平哭了，說在等待結果。
有時候我去時，還有別的客人，我就坐到一邊等一會兒。記得有煙草公司的，說了玉煙現在的情況，“紅塔山”的質量出現一些問題。來人說：“這是你的品牌，你要想想辦法。”褚時健輕輕說了句：“這不是我的品牌，是你們的，你們要想辦法才對。”這時我很確定地知道了，他已經走下了“煙王”的神壇，開始平靜地麵對那個自己為之奮鬥了近二十年的事業。
在獄中
記得在法庭上，說到褚時健在被正式移交司法機關一個月後便交代了私分公款的事情。公訴方認為，褚時健從自己建立的輝煌業績的頂峰跌落，是因為他在功勞麵前沒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沒能擺正個人和組織、主觀努力和客觀環境的關係；總覺得與國外資本家和私營企業的老板相比，個人得到的太少，自己貢獻這麼大，多得一點兒算不了什麼。
褚時健一案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巨大反響，一些媒體對此進行了深度報道。還有一些企業界人士對此十分關注，並有學者借此談到了國企老總的“59歲現象”；更有人認為，褚時健一案催生了企業家年薪製的落實……不過這一切都與褚時健無關了，他在監獄裏服刑，在圖書室整理舊書，把新收到的圖書歸類，整齊地碼放到書架上。
真實的褚時健到底經曆了什麼，人們不得而知。從他後來的講述中，我多少了解了他的心路曆程。
他說：“其實從80年代末開始，我就一直處在風口浪尖上。那時候提過退休，上麵沒讓退，自己也想多千些事情，就一直千了下來。這次私分公款，的確有心理不平衡的因素。我衡量這個罪判刑不會超過五年。那天宣判之前，我一直都沒想到會是無期，宣判之後，思想負擔很沉重。不過兩三天之後，我就冷靜下來了，前前後後地想想，想明白了。既然已經定成全國最大的案子，上訴也沒有用，也就沒上訴。我說自己這一生，樣樣都經曆了，剩下的也就那麼十五六年的時間，生悶氣也沒用，那就不要生。想開些，過好最後這些日子。”
過往的風雲滄桑已經淡化，擺脫一切羈絆後生命反倒顯得自由而真實，這就是我能在監獄中看到一位平靜而慈祥的老人的原因。
管理圖書室有固定的時間，不值班的時候，褚時健作為一個老年服刑人員，監獄準許他在監獄果園25千米的範圍內活動，這樣，他每天在看守人員的陪同下上山去轉轉。這也是他每天的鍛煉時間。
一次我去看他時，他拿了幾個橙子讓我嚐嚐。他說：“這果子味道很好，你吃吃看。”我吃了一個，果真是味甜汁多，口感很不錯。我問他：“這是哪裏的橙子，湖南的嗎？”他告訴我，這是他弟弟在的那個農場種的，地點在新平。
“我支持他以後就種橙子，我出獄後，也一起去搞。”這是我第一次從他嘴裏聽到他以後的打算。不過我真沒有想到他的目標竟然是當果農、種果樹。我說：“我相信你可以種好，因為你是個土地爺，與土地有關的事情你都會幹好。”他沒回應，但對我的話應該是有認同感的。他不止一次講過他對土地的感情，即便所有的一切都離他而去，隻要有土地，他就有歸屬，因為他是農民的兒子，他對土地有一份深情。
心裏有了打算，在監獄裏爬山的時候，他開始用腳步丈量，多少平方米栽一棵樹，一畝山地種多少棵合適。
記得一次和小丁會合後，我們到了他的住處，他正在廚房裏幫廚，那天，我們吃了一次他的夥食。那段時間他明顯地清瘦了許多，我們還以為是鍛煉有方。他告訴我們，得了帶狀皰疹，疼得要命，疹子沒發出來的時候，他以為自己得了癌症。他說：“我是很能扛的人，這次都有點兒受不了，是不是老了？”小丁給他送了幾條烏魚，說是對心髒病有好處，他交代小丁送給我一條，他記得我去河口時在車上暈倒的事。那條魚有四五斤重，我拿回家不敢吃，記起了我們去河口前殺的那條大青魚。後來，我把大魚放生了。
假釋這一年，他76歲
2001年，根據褚時健在服刑期間的表現，經省高院刑事裁定，減為有期徒刑17年。
轉眼間，兩年的監獄生活過去了，一天，褚時健照例幫廚撿菜葉，站起來時兩眼一黑，暈了過去。醒過來時，兩個眼睛都看不見了。監獄醫生看過後，讓送到昆明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說恐怕是得了什麼大病。送到醫院，醫生一檢查，才知道他一個月內瘦了八公斤，血糖已經高達28mmol/L，屬於比較嚴重的糖尿病了。
2001年5月15日，褚時健因病保外就醫，回到了玉溪卷煙廠紅塔集團職工宿舍c區10-2號。
褚時健在南京看守所期間，馬靜芬等人已被移交回雲南。褚時健判刑後，馬靜芬回家了。她離開看守所的時候，“投機倒把罪”已經從新《刑法》中取消，所以馬靜芬沒有被起訴，案子也沒有結論。她回到了離開四年多的家。
四年牢獄生活，給馬靜芬留下了身體和心理上的創傷，她更加瘦弱，臉上有了更多的皺紋。這中間我們見過多次麵，隻有剛回來的那次，談了在河南的情況，談了女兒，談到她和老頭子的一生，這是一次比較深入和私密的談話。
我對她的變化很吃驚，雖然還是很瘦弱，但她身體裏的能量不容小覷，她頭腦的敏捷程度甚至超過了羈押之前。這是一個堅毅如水的女人，她開始信奉佛教，以平靜的心態看待自己和家庭經曆的這場變故，因此一種安詳平和的神情時時出現在她的麵容之上。
就在這段時間，馬靜芬將女兒的骨灰接出，安葬在昆明北麵的龍鳳公墓。那天，我和姚慶豔一起到場，我終於再次看到了褚映群。我不知道她那夜的入夢是不是就是一次托付，但我終於可以說，我做到了。
褚時健回家後，和朋友一起在煙廠後麵的山上租了兩畝地，朋友家原先就有幾間房，想過田園生活。馬靜芬打電話囑托我寫一副對聯，掛在小院的門兩邊。我沒有自己編撰，而是集了兩旬古人的詩句：八風吹不動，秋雲靜晚天。這是我對兩位曆經滄桑的老人的祝願，也是我內心的期許。
這兩畝地沒種多久，算是塊試驗田。不過，種的蘿卜、南瓜長勢很好。我們到小院去的時候，褚時健領我們看他種的各種蔬菜，馬靜芬領我們看她養的蘆花雞。到了吃飯時間，褚時健隨手拔起兩根犬蘿卜來洗洗，煮進鍋裏，味道格外清甜。我想到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或許，時間改變的不僅僅是容顏，還有心態。褚時健不再是那個頭頂光環的大企業家，不再是經濟浪潮中的弄潮兒。對於他們而言，一個安靜平和的晚年比什麼都更重要。
但我真的低估了兩位老人的能量。馬靜芬對我說：“我們要吃飯呀，我還有工資，老頭子什麼都沒有，不做點兒事情怎麼行？”
馬靜芬在大營街的大棚裏種了十幾畝百合花，這是她的長項。在她的侍弄下，花長得不錯，花期一到，有昆明的人過來收購。
不久，褚時健的家搬到了位於玉溪五千米外的大營街。這裏號稱“雲南第一街”和江蘇的華西村一樣，也是集體致富的典型。不過大營街的發展和玉溪卷煙廠有很大關係，這裏的鄉鎮企業，經濟效益好的大多和玉溪卷煙廠有關，如水鬆紙廠、濾嘴棒廠、香料廠等等。當地的一個企業家告訴我，當年他們的產品供應給玉溪卷煙廠，隻要廠裏的設備更新換代，褚時健一定會要求技術人員幫助鄉鎮企業配套的工廠提高技術水平。這樣一來，他們這些鄉鎮企業的技術和產品都達到了國內領先水平，除了供應玉煙，還為全國其他的煙廠提供產品。對此，他們特別感激“褚大爹”。
褚時健安家大營街，一是大營街給他購房的優惠，二是大營街在他們老兩口跌入穀底的時候，給了他們許多實實在在的關心和幫助。更重要的是，離玉溪雖說隻有幾千米遠，但在這裏生活要安靜許多。
2003年，因為保外就醫期間有重大立功表現，褚時健再次獲得減刑。
2004年，經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假釋。5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假釋裁定。
這一年，褚時健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