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決定找馬靜芬談話，說是讓她來彙報工作，實際上是想聽聽馬靜芬的想法。他想知道，這麼一個見過大世麵的同誌，為什麼要故意做違反組織紀律的事情。
起先，心中抵觸的馬靜芬直視著年輕的隊長，她覺得隊長一定認定她是落後分子，想教訓她。可從褚時健的眼裏，她看到的是真誠的關懷，馬靜芬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原來，從部隊下來後，馬靜芬對地方領導的一些作風有看法，她既看不慣一些同誌巴結領導、溜須拍馬的風氣，也看不慣有的領導任人唯親、自以為是的作風。任性而敏感的馬靜芬，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對不良風氣的鄙夷，於是選擇了用不合作的方式表達不滿。那天兩人具體談了些什麼，雙方都沒有對筆者詳說。隻是從那天起，馬靜芬改變了態度，很快就成了教改的積極分子。
成家：一樣的婚姻，不一樣的生活
褚時健發現馬靜芬見解獨到、工作能力強的特點後，幹脆把她抽調到了工作隊，在通海、元江等縣參加文教改革工作。褚時健沒有看錯，不久，馬靜芬的工作就顯出了成效，全區的工作隊員都集中觀摩了她的工作方法，馬靜芬當上了工作組組長。
褚時健被這個美麗、活潑、聰慧的姑娘全身散發出來的浪漫氣息吸引和打動了。不解風情的褚時健，有了心動的感覺。不過，他沒有往更深處想，他覺得自己的條件不好，屬於家庭負擔重的人。母親死後，長兄如父，他義無反顧地挑起了撫養弟妹的擔子。當時是供給製，幹部的收入很低，自己這麼做算是理所當然，可別人呢？也願意承擔撫養、照顧弟妹的責任嗎？
說實話，這是兩個從生活背景到人生經曆完全不同的人。褚時健幹練粗獷，有著山和水的深沉和寬廣；馬靜芬聰慧敏銳，有著花和草的浪漫與敏感。和褚時健不修邊幅、土得掉渣的生活習慣不同，馬靜芬喜歡雅致舒適的生活氛圍。從他們家保存的老照片可以看出，花季年華的馬靜芬穿著裙子，紮著辮子，辮子上還係著蝴蝶結。每張照片都被她精心地貼在黑色的冊頁上，每一頁都畫有花花草草的點綴。也許這所有的不同正是互相吸引的力量，褚時健把自己的心動藏在心中，沒有急切地表達。對於能不能跨過這些不同走到一起，褚時健沒有刻意努力，一切隨心。
他們的故事和那個年代許許多多年輕人的經曆沒有什麼兩樣。年輕英俊的隊長經常到馬靜芬所在的工作組檢查，見麵就談工作，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話題。馬靜芬已經習慣了這種談話，這個有著寬闊肩膀的男人，他豐富的人生閱曆和工作經驗讓她感到信任和依賴。
不過，在通海時的一次談話讓一切都不一樣了。
談話是在一間簡陋的辦公室兼宿舍的房子裏進行的，室內隻有一張桌子和一張小床。褚時健坐在桌子的一頭，另一頭坐著馬靜芬。褚時健低沉的聲音有些發幹，他抓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馬靜芬低著頭，眼睛正巧看到褚時健的手，他的手指短而粗，顯得厚重而敦實，隻是指甲蓋好像很短，和別人的有些不一樣。除了這個發現外，褚時健好像還有些不一樣，想到這兒，馬靜芬突然有些發慌了。
“小馬，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馬靜芬的腦子一下蒙了，她甚至聽不清褚時健接下來的話，心跳得怦怦響。
1991年3月23日，馬靜芬平靜地回憶：“談過話後我嚇哭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當時我還沒有談過戀愛，連想都沒想過這些事。”
半年後，工作隊完成了任務，兩人的關係水到渠成，馬靜芬留在了玉溪。
1955年，褚時健和馬靜芬在地委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婚後第三天，褚時健沒有回家，這讓新婚的馬靜芬十分疑惑，他去了哪裏，為什麼不告訴自己？她很希望丈夫能給自己一個解釋。誰知道，褚時健在她的再三追問下，隻說了五個字：“到峨山出差。”
一種和馬靜芬向往的完全不一樣的婚後生活就此開始。一年後，他們的女兒褚映群出生了。
疑惑：“脫軌”的前兆
沒從那個年代走過的人，無法想象當時的環境。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人們來不及停下來回頭看看自己的腳印；整頓一次接著一次，人們進入一種集體的無意識，完全不需要個人頭腦來思考。
如果你心無旁騖，當一頭埋頭拉車的老黃牛，可能就平安無事。而如果你想對過往進行一下反思，對事情問個“為什麼”，就可能脫離軌道。當時的組織部門大概有這樣一種認識：服從，代表了一種忠誠，而忠誠是一個幹部必備的品質。
褚時健不是思想者，但他是個實千者，他時時會進行質疑，這種質疑源於生活，屬於本能。1950年的“征糧”、1952年的“土改”、1953年的“肅反”，他提出的意見有幸被采納，這讓他頗為自得，他認為上級組織是能聽取意見、糾正錯誤的。他並不清楚這種出於本能、出於經驗的質疑，會把自己引到什麼路上。
1957年，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開始了。
這場運動，風一般刮遍了全國，在雲南玉溪這個不大的城市裏，風力絲毫沒有減弱。29歲的褚時健當上了玉溪地區政法口“反右”領導小組副組長，擔任組長的是當時的行署秘書長王瑞亭。
玉溪政法口有六百多名幹部，備單位的名單報上來一統計，“右派”有160人。這個比例讓褚時健大傷腦筋。“反右”的指導性文件上有個公式：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多數，左派占人口的20%左右，“右派”大約占不到10%。實際上，當時的中國大地，恐怕沒有一個單位、一個地區是按這樣的比例來劃定“右派”的。僅僅幾個月，原先響應黨的號召給黨提意見的人，坐實了自己反黨的證據，統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挨整的人和整人的人都不清楚自己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也不知道下一步會怎樣。這一場波及全民的運動終於教會了人們：沒有什麼該說不該說，你要想保全自己，就什麼都別說。
褚時健眼瞅著自己的同事、朋友、戰友一夜間成了“右派”，實在有些觸目驚心。
他在向地委領導彙報的時候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比例是不是太高了？已經有24%了。”
領導說：“有些單位報的高達25%，我們這個比例應該不算最高。”
“可毛主席說的隻占5%-10%。”
“小褚，你年紀還輕，還要好好領會一下，這個文章後麵還有五個字‘而情況不同’。這五個字是很關鍵的。”
見褚時健仍不開竅，領導不耐煩了：“好，依你說的，24%多了點兒，你去和王瑞亭商量，把比例降下來。”
組長王瑞亭和副組長褚時健研究來研究去，把他們認為明顯不反黨的人從名單中挑了出來，最終送出了一份八十多人的“右派分子”名單。
山雨欲來風滿樓：不祥的預感
名單是送走了，褚時健心頭的疑慮卻更重了。他沒有也不敢質疑黨的政策，隻是從自己的良心上邁不過這個坎兒。那些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幹部，投身黨的懷抱的知識分子，他們說的那些話，真的有那麼嚴重嗎？他們的主觀意圖，真的是要反對自己的黨嗎？他的心頭壓上了一塊石頭。
1958年開春，名單上的這八十多人被卡車送到了位於元江河穀的紅光農場勞動改造。
“反右”鬥爭告一段落，腳跟腳的，另一個全民運動“大躍進”開始了，要想形容它，隻能又一次用“轟轟烈烈”四個字。
7月，褚時健“反右”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職位被解除了，他的新任務是“大煉鋼鐵”，種“試驗田”。既然是全民動員，玉溪地委會不能落後，也種了7畝冬季稻試驗田，由負責人事的地委副書記和褚時健負責。
給這7畝地定產量時，褚時健綜合了土地的肥、水、種、耕諸因素，一咬牙，報了個3000斤的指標。辦公室主任一看，皺起了眉頭：“小褚，你咋個不想想，報紙上人家都搞10000斤，我們3000斤怎麼行得通？”
褚時健說：“種地我是內行，一畝地能產多少，我心裏有數。我們玉溪海拔一千多米，冬季不種稻子，平常年景，一畝地也就八九百斤，我報3000斤都是冒險了。”
主任還是搖頭：“躍進，什麼叫躍進？我明白，10000斤絕對是吹牛，能不能報個5000斤？我們搞的是試驗田。”
5000斤的目標是報上去了，但它的結果如何，兩人心知肚明。冬天氣溫低，稻子連穗兒都長不出來。褚時健看著自己的地，實在想不清楚，人家的一畝地幾萬斤是怎麼搞出來的。他記得報紙上的文章名叫《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還配發了照片。
褚時健說：“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真正有自己的看法了，幹任何事情都有規律，要講道理，不按規律亂來，是要出問題的。”
山雨欲來風滿樓，褚時健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
後院滅火，前廳失火
馬靜芬這時在玉溪大莊街小學當老師，雖說到玉溪城隻有十裏地，但兩人都忙，見麵的時間並不多。孩子這時已經一歲多了，由外婆帶著住在城裏。
馬靜芬一個人住在鄉下的學校，白天忙忙叨叨顧不上想自己的事，可到了夜裏，她感到深深的寂寞。細細想來，結婚已經三年了，兩口子幾乎沒有過麵對麵談心的時候。褚時健總是在忙，回到家裏，反倒很少說話。開朗活潑的馬靜芬，在褚時健這裏碰撞不出火花，很多時候，他就像一塊岩石，沒有情感的岩石。
結婚後的點滴小事，就像電影一樣從她眼前一幕幕閃過：
懷孕的時候，她的反應比一般人強烈，吐得什麼東西都吃不下。一天中午，她下班回來，看見門口有賣魚的小販，回家告訴褚時健說：“你去買點兒魚，我想吃魚煮蘿卜絲湯。”正在午休的褚時健翻了個身，說：“吃哪樣吃？現在大家都吃食堂，你咋個吃不得？”她的眼淚當時就湧了出來，可氣的是，褚時健渾然不知，接著睡自己的覺。
再有，自己工作上碰到困難受了委屈，和他講講，可他對妻子的絮絮叨叨毫無興趣。
女兒這麼大了，他連抱都很少抱，更別說帶著全家去哪裏玩玩……
馬靜芬越想越覺得褚時健骨子裏就缺少溫情，她開始懷疑，自己找一個農民的兒子，對嗎？
說起來，她的質疑也有些道理。褚時健在情感上是個粗線條的人，他很少從女人的角度考慮問題。他從來不知道，一個女人，身體不好，帶著孩子，工作遇到難處，會多麼渴求丈夫的關愛。直到有一天，他接到妻子的來信，馬靜芬信中寫道：“我的入黨轉正被停止了，我成了落後分子，為了不耽誤你，從此以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
褚時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從來沒有想到妻子會在入黨問題上碰到難關，也沒想過夫妻為了這樣的問題選擇分手。這封信讓他明白，他忽視自己的妻子太久了，而他的妻子現在需要他。
他立刻放下了手頭的工作，直奔大莊，和馬靜芬進行了一次長談。
長談涉及了什麼，褚時健沒有透露，但肯定沒有馬靜芬需要的溫情。因為直到1991年3月23日的采訪中，馬靜芬還明確地表示：“到目前為止，我都不懂他的情感世界。”
他們的女兒褚映群很清楚，她有一個情感線條太粗的父親和一個細膩敏感的母親。她說，她從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觀察和理解。
不管有沒有溫情，褚時健家的後院之火總算撲滅了。可在他前麵，一次醞釀已久的大火幾乎將他吞沒。
“列車”脫軌：最後的“右派”
1958年12月，在全國“反右”鬥爭已近尾聲時，褚時健被宣布為“右派分子”。褚時健記得，當時縣團級幹部屬省上管，他的“右派”通知是從省裏發出的。
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突然一個急刹車，最可能的結果是脫軌。褚時健脫離“軌道”的日子到了。
他火速趕往大莊，交給妻子一個幾百元存款的存折，告訴她：“這是你和映群今後的生活費，一定要收好。”
馬靜芬從丈夫鐵青的臉上看出了問題的嚴重性，可她不清楚到底出了什麼事。她央求他：“到底出了什麼事？你告訴我。”
褚時健說：“我可能會離開一段時間，你們母女兩個要好好過。”
褚時健匆匆告別了妻女。他還要和一個人告別，那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堂兄褚時俊。
他趕到昆明，見到在省電力局工作的堂兄。
褚時俊聽到這個消息無比震驚：“你不是‘反右’領導小組的嗎？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褚時健也在問自己。在被正式宣布為“右派”之前，他的處境已經發生了變化，他不可能沒想過。但這個疑問，隻有自己琢磨，沒有人會告訴他。那時候，人與人不能敞開心扉，人對人不能毫不設防，別人幫不了你，就像你無法幫別人。但這天晚上，對著自己的堂哥，褚時健終於可以把心裏話說出來了。
褚時健分析，自己“中槍”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那個“右派分子”百分比。別的單位那麼高，怎麼你們搞的反倒降低了呢，這不是同情“右派”是什麼？
聽著堂弟的話，褚時俊心頭一陣陣發涼。這個搞學生運動時參加革命隊伍的知識分子，對現實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不了解。
褚時健說：“我堂哥從小生活條件優裕，後來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又是技術型的幹部，各種運動都沒受過什麼衝擊，對底層社會的了解並不多。我跟他講的事情，讓他很吃驚。他勸我，說黨的政策肯定是好的，隻是執行的人出現了偏差，這種情況可能是個別的，要想開些。他還要我相信黨，一定會解決這些問題。”
那一夜，兄弟倆沒有睡覺。褚時健說：“我們兩個一夜到天亮都在說話，第二天，我就到元江了。我們兄弟中，我和他的關係最好。他有才華、能力強、能說能幹。我當‘右派’的時候，他才三十幾歲，已經是電力局局長的後備人選了。但他實踐經驗不如我，不了解黨的運動。記得當時我和他談起‘清匪反霸’‘減租退押’時，他認為，共產黨的勝利，就在於發動廣大群眾參加人民戰爭。我告訴他，我在實際鬥爭中的體會是，人民戰爭要人民自願，人民得了利益，才有積極性，才會永遠跟著共產黨走。”
褚時健走了，帶著堂兄的囑托，踏上一條未知的漫漫長路。
他們誰都沒有想到，僅僅半年之後，一頂後補的“右派”的帽子落到了褚時俊頭上。他被解除職務，下放到陽宗海發電廠。
“他小時候沒吃過苦，身體不如我結實。下麵太艱苦，沒有糧食吃，他得了肝炎，沒有營養又沒有藥治，不到半年就死了，死的時候還不到36歲。”
這是褚家出來鬧革命的五兄弟中第四個倒下的。之前堂弟褚時傑早在部隊迸藏的途中就犧牲了。
幾十年後，褚時健語氣平淡地說：“這下，我們幾兄弟就單剩下我一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