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說：“不過，這些軍政要員的孩子，平時在學校裏不顯山不露水，在食堂和我們一樣排隊吃飯，打了飯一樣蹲在地上吃，大家相處得很平和。這和當時昆明的局勢和環境也有很大關係。那個時候，小小昆明聚集了各路神仙高人，我覺得多虧了昆明人的淳樸友善，造就了一個很包容的社會環境。”
當時的中學，男生女生交往很少，褚時健和班上的女生幾乎沒有交談過。隻有一位女同學引起了他的注意，這是一個長相與眾不同的女孩子，他叫她“小洋姑娘”。
“我主要是好奇，這個小洋人是從哪裏來的。後來我才知道，她是國民黨空軍英雄高誌航的女兒，叫高友良。那個時候，她父親已經為國捐軀，不過政府還給她們生活方麵的一些照顧。大家知道她是空軍英雄的女兒，對她也很尊重。我們這些學生不管什麼出身、什麼信仰，對為國家、為民族建立了功勳的人都有一份尊重。”
聽說她還健在，住在台灣，褚時健很真誠地表示：“哦，算算有70年了，當年的同學基本上都沒有消息了，希望她有機會到我的果園做客。”
人生的波瀾都是趣聞樂事
抗戰期間，昆明多次遭到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那時昆明的防空力量十分薄弱，百姓三天兩頭跑警報，搞得人心惶惶。這一情況直到飛虎隊進駐昆明後，才有了改變。飛虎隊進駐昆明後，升空作戰，轟炸昆明的日本飛機遭到了迎頭痛擊。幾個回合下來，日本飛機轟炸的次數明顯減少。美國對日宣戰後，羅斯福總統宣布將飛虎隊改組為美國空軍第23大隊，任命陳納德為大隊長，並繼續增添飛機和人員前來中國，又擴大為第14航空隊。
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和中美聯合航空隊開辟的駝峰航線成為中國戰區作戰和運輸的主要空中通道，在雲南建有十幾個機場。美國援助的物資和美國大兵都讓昆明人開了眼，老老少少一見美軍便蹺起大拇指說道：“老美，頂好！”
離龍淵中學不遠就有個美國空軍的基地，美國空軍的車經常從校門口的公路上駛過。和當時的老百姓一樣，學生們都拿美國大兵當自己人，星期天進城，時常等在校門口，碰上空車就招手搭車。美國軍車一般都樂意停車，載這些中國學生一段。學校的事務主任和美軍基地的司務長認識，有時候還把褚時健他們帶進基地吃頓牛排，稱為“開洋葷”。褚時健覺得，美國人很好相處，開朗友善。直到現在，他仍然說：“我喜歡和美國人打交道。”
不知是該感慨歲月無情還是有情，時隔70年，經曆過太多人生波折坎坷之後，戰亂時期的校園生活，在褚時健口中竟都是趣聞樂事。
對於筆者的感慨，褚時健有自己的看法，他甚至這樣總結：“經曆過的東西，對你都是有用的。你覺得那時候條件很苦，可誰知道今後會不會更苦。當時家庭條件優越一些的同學比我們好過，以後碰到更大的坎兒，我們挺得過去，他們可能就過不去了。所以我說，經曆對人來說，有時就是一筆財富。”
確定了人生道路
抗戰勝利了，人們卻並沒有等來期盼的太平日子。飽受苦難的民眾對政府產生了強烈的信任危機，學生運動如火如荼。
褚時俊這時已經成了一名共產黨人，他相信僅靠科技文化並不能救這個衰微民族於水火，隻有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統治，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在堂哥的影響下，褚時健和他的堂兄弟褚時仁、褚時傑都參加了“反獨裁、要民主”的進步學生運動。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幾所大學的學生自治會在西南聯合大學舉行時事討論晚會。吳晗、周新民、聞一多參加了討論會，錢端升、伍啟元、費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就和平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做了講演。
這天會場裏有五六幹學生，褚時俊和褚時健兄弟也坐在會場中。講演正進行時，突然傳來了槍聲，國民黨昆明防守司令部派第五軍邱清泉部包圍了會場。軍人們先用衝鋒槍對空射擊，以示警告，隨後，特務們衝進會場來搗亂，現場一片混亂。
1946年，西南聯大開始分批北歸，堂哥褚時俊也要走了，他將回到清華大學完成自己的學業。褚時健和二伯家的堂哥褚時仁一起，到車站為大哥送行。大哥雖然走了，但他已經把年輕的兄弟褚時健、褚時仁和褚時傑帶上了一條充滿艱辛的道路。他相信，他們必將完成從進步學生向革命者的轉變。
那時的昆明，並沒有因聯大的撤離而平靜，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一張書桌已安放不了年輕學子怦怦跳動的心髒了。
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慘遭暗殺。
7月15日，聞一多先生在李公樸先生的追悼會上，麵對國民黨特務，慷慨激昂地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講演》，他說：“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學生為了反對內戰，遭受屠殺，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獻出了他們最寶貴的生命！現在李先生為了爭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動派的暗殺，我們驕傲一點說，這算是像我這樣大年紀的一代，我們的老戰友，獻出了最寶貴的生命！這兩樁事發生在昆明，這算是昆明無限的光榮！”
聞一多在《最後一次的講演》中留下了這樣的話：“曆史賦予昆明的任務是爭取民主和平，我們昆明的青年必須完成這任務！”
當天下午，聞先生在回家途中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一二·一”事件和“李、聞”事件，暴露了國民黨政府血腥殘暴的一麵。褚時健和當時的進步青年一樣，並沒有感到害怕，他隻是更加明白，爭取民主可能會付出血的代價。
“可以說，我的人生道路那個時候就確定了，就是幹革命，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我參加了青年團，嘁著‘打倒蔣介石，大家有飯吃’‘要民主要自由不要獨裁’的口號整天上街遊行，鬧學潮、鬧革命。1947年，我考上了高中，不過我根本就沒有上學。我覺得，在那種時局下，我已經沒有了讀書的心情。”
1948年，在得知自己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國民黨特務盯上的消息後，褚時健悄然離開了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