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一位流浪過大半個中國的華僑著名發型師，他對華人黑發造型有精湛的研究。求他做頭發造型的華族小組絡繹不絕，但不少小姐總是把母親也帶到美發廳裏來，原因隻在於，這位發型師有一個怪脾氣，為華人黑發造型時他隻說華語，小姐們的母親是來充當翻譯的。年老的發型師力圖營造一個發色和語言協調的小天地，保存一點種族性的和諧，但他實際上並沒有成功。中國人的頭發幾萬幾千年一直黑下來，黑過光榮，黑過恥辱，將來還會一直黑下去，但語言卻並不是這樣固執。或許最終還是固執的，但現在卻已不易構成與中國人的生理特征一樣穩定的審美造型。對此，發型師是痛苦的，小姐們是痛舌的，母親們也是痛苦的，這是一種不願反悔、更不願譴責的痛苦，一種心甘情願的痛苦，而這種痛苦正是最深切的痛苦。
這種痛苦早就有過，而且都已老化為沉默。我想“牛車水”這個地名就是這樣的沉默物。三個字本身就是一種倔強的語言硬塊，深身土俗地屹立在現代鬧市間。據說新加坡開發之初很缺淡水，就有一批華人打了深井，用牛拉盤車從井裏打水，然後又驅趕著牛車到各地賣水。每天清晨，這座四麵環海卻又十分幹渴的城市醒來了，來自各國的漂泊者們都豎起耳朵期待著一種聲音。木輪牛車緩緩地碾在街石上，終於傳來一個極其珍貴的字眼：
水……！
當然是華語，那麼婉轉，那麼回蕩，那麼自豪和驕傲！一聲聲喊去，一天天喊去，一年年喊去，新加坡一片滋潤。
如今，牛車水一帶街道的舊屋門口，有時還能看到一些閑坐著的古稀老人。也許他們嗬出過太多的水汽，幹癟了，隻剩下滿臉溝壑般的皺紋。眼前，是他們嗬出的一個現代化的城市，但在這座城市間，他們已成了陌生人。
看著他們木然的神情，我總會去思考有關漂泊的最悲傷的含義，出發的時候，完全不知道航程會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孫帶到哪裏。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新一代的華人漂泊者啟程遠航，歡快的祝願和告別中仍然裹卷著這種悲傷的情緒。
其三
英語裏的billionaire翻譯成華語成了“億萬富翁”，但她是女性。市民小報中有“富婆”的字眼，我當然不會用在她頭上，人家是高品位的文化人。華語還沒有來得及為各種巨富調理好足夠的詞彙，我們不正在評說華語嗎，這是華語的缺憾。
她在一家豪華飯店的“李白廳”裏請我吃飯。在李白的名字下請中國文人顯然是合適的，但為什麼要請我呢？我想主要是因為我從上海來。
在新加坡要找一個上海人，遠比紐約、舊金山、東京困難。好像華僑也有個分工，南洋顯然是被福建、廣東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擠在這裏顯得無趣，跑到別處去了。結果，一個上海人要在這裏聽幾句道地的上海話成了一種奢侈的願望。我在這裏遇到過幾次沒有前因後果的聚會，參加者就是幾個偶爾相識的上海人。名字還沒有一一搞清呢，卻來邀請吃飯了，主茶是“醃篤鮮”、熗蟹什麼的，當然要去。有次我請當地一位演員駕車載我赴約，為了不使這位演員受冷落，預先在電話裏講明“不全講上海話”。結果是，一進門大夥就忘情，弄得演員在飯桌一隅嗬欠連連、昏昏欲睡。
我進李白廳時，她已坐在那裏，整個大廳就她一個顧客，一群女招待顯然都認識她，極其恭敬地站在一邊看著她，注意她有什麼最細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類，陪她等。我風風火火闖進去，她的上海話就劈頭蓋腦地過來了，講得十分流利和純正。華語的龐大家族中有許多分支是很難學道地的，上海話就是其中的一種。一開口就聽出來，半點馬虎不過去，說了兩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緣分。
話題一展開，她的上海話漸漸有點不夠用了，她離開上海已經整整半個世紀，而現今的談話，多數詞彙都是這半個世紀來新冒出來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話該怎麼說。她開始動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話”，還是不解決問題，最後隻好在一切名詞概念上統統用她最純熟的語言——英語來表達了。
突然，奇跡一般地，她嘴裏又冒出來一大堆湖南話。原來她原籍並非上海，而是湖南，父親是長沙郊區一個菜農的兒子，靠刻苦讀書考上了官費留學，學成回國成了上海一個著名的工程師，但還是滿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長大，讀中學時，在魯迅小說中了解了中國農民，因此有意去模仿父親的湖南話，希圖從中找到一點祖父的麵影。結果是，8年前她第一次到長沙，滿口長沙話把湘江賓館的服務員小姐嚇了一跳。
語言實在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有時簡直成了一種符咒，隻要輕輕吐出，就能托起一個湮沒的天地，開啟一道生命的閘門。我知道，這位多少年來一直沉溺於英語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說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機會是極少極少的，但那些音符，那些節奏，卻像隱潛在血管中的密碼，始終未曾消失。她曾經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繃得很緊，但是，不管在什麼地方，當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靜處，喚回自我的時候，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潛流就會悄悄泛起，然後又悄悄消退。如果不是這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幾乎半個世紀沒有真正說過的湖南話和上海話依然如此純正。“年紀大了就喜歡回首往事，哪怕在夢中。”她說：“做夢是一截一截的，每一截都講著不同的方言語音。”
她年輕時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橋。斜橋地區我很熟悉，根據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條街一條街地在腦子裏爬梳過去，想找到一幢帶花園的影影綽綽的樓，找不到。她不記得路名，不記得門牌，記得也沒有用，50年間，什麼沒變？她找不回去了，隻剩下那一口上海話，留在嘴邊。
她說，她明天去泰國，那兒他們家正在籌建一座餐廳。“李白廳”的名字已被這兒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國的那一家叫做“杜甫廳”。可是，這個名稱用湖南話一說就成了“豆腐廳”。“豆腐雖然我也愛吃，卻不能這麼去糟蹋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詩人。”因此直到今天，她還在為餐廳的名字苦惱著。
她從泰國回來，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請的還有參加當時正巧召開著的世界華文教育會議的好幾位其他國家的教授。邸宅的舒適華貴可以想象，印度門衛，馬來西亞仆人，菲律賓女傭，忙忙碌碌地圍著幾個客人轉。客人與主人一樣，是華人，講華語。今天晚上在這個院子裏，華語就像在唐代一樣神氣。
客廳裏擠擠地擺設著世界各地的工藝品，而兜門正牆上卻懇掛著一幅垂地長軸，上麵以楷書抄錄著孟郊的《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這些毛筆字寫得生硬、稚拙，但又顯得極其認真。這是女主人的女兒寫給媽媽的，女兒從小受英語教育，是一位造詣和名聲都很高的英語作家，曾榮獲過聯合國主辦的英語小說大獎。這麼一位女才子，不知怎麼一來，竟捏著一枝毛筆練起中國字來，一定是練了好久才寫得下這一幅字的；至於孟郊那首詩，要由這樣一位立足英語背景的作家來找到、讀通，以至感同身受，更是要花費好些時日的。但她畢竟寫出來了，亮堂堂地掛在這兒，就像一個浪跡天涯的遊子揣摩了好久家鄉口音隻為了深情地叫一聲“娘！”這當然是對著她的母親，但不期然地，也同時表現出了對母語的恭敬。她把這兩者混在一起了，即便對精通英語的母親，她也必須用華語來表示感謝。我們不妨順著她的混同再往前走出一步；如果把華語也一並看做是“慈母”，那麼，從她手中拉牽出來的線真是好長好遠，細密地綰接著無數海外遊子的身心。事實上，這條線已成了種族繁衍的纜索，曆史匍匐的纖維。
其四
我聽很有特點的馬來西亞華語，是在一個不到20歲的小夥子口中。他叫K．L．、華裔，馬來西亞怡保市人，剛從中學畢業。瘦瘦的，靜靜的，眼睛清澈透明，整天埋頭幹活，一抬頭，見有人在看他，立即臉紅。這是華人傳統觀念中最老實本分的“乖孩子”，可是無論在大陸，在台灣，在香港，乃至在新加坡，都不很容易找到了，冷不丁從馬來西亞走出來一個，我十分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