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有一個底座。說一種語言的人屬於一個（或幾個）種族，屬於身體上某些特征與別人不同的一個群。語言不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脫離那種代代相傳地決定著我們生活麵貌的風俗信仰總體。
語言是我們所知道的最龐大最廣博的藝術，是世世代代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無名氏的作品，像山嶽一樣偉大。
——Edward Sapir：《語言論》
其一
說得真好，語言像山嶽一樣偉大。不管哪一種，堆壘到20世紀，都成了山。華語無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嶽之一了，延綿的曆史那麼長，用著它的人數那麼多，特別有資格接受E．Sapir給予的“龐大”、“廣博”這類字眼。一度與它一起稱雄於世的其他古代語言大多已經風化、幹縮，唯有它，竟曆久不衰，陪伴著這顆星球上最擁擠的人種，跌跌撞撞地存活到今天。就是這種聲音，就是這種語彙，就是這種腔調，從原始巫覡口中唱出來，從孔子莊子那裏說下來，從李白杜甫蘇東坡嘴裏哼出來，響起在塞北沙場，響起在江湖草澤，幾千年改朝換代未曾改掉它，《二十五史》中的全部吆喝、呻吟、密謀、死誓、乞求都用著它，借大一個版圖間星星點點的茅舍棚寮裏全是它，這麼一座語言山，還不大麼？
但是，山一大又容易讓人迷失在裏邊。蘇東坡早就寫好一首哲理詩放著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終身沉埋在華語圈域中的人很難辨識華語真麵目，要真正看清它，須走到它的邊沿，進出一下山門。
我揣想最早進出山門的比較語言學家是絲綢之路上的客商。聽到迎麵而來的駝鈴，首先要做的是語言上的判斷。那時唐朝強盛，華語走紅，種種交往中主要是異邦人學華語。這就像兩種溶液相遇，低濃度的溶液隻能乖乖地接受高濃度溶液的滲透。盡管當時作為國際都市的長安城大約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國僑民、外籍居民及其後裔，華語反而因他們的存在而顯得更其驕傲。請讀這一闋詞：
“雲帶雨，浪迎風，釣翁回掉碧灣中。春酒香熟妒魚美。誰同醉？纜卻扁舟蓬底睡。”
這竟然出自一個沿著“絲綢之路”而來的波斯商人後代的手筆！他叫李殉，在唐代詩歌領域已占有一席之地。就從這幾句便足可看出，華語，連帶著它背後的整個華夏文化人格，曾經被一個異邦人收納到何等熨帖的程度。語言優勢與心理優勢互為表裏，使得唐代的中國人變得非常大度。瀟瀟灑灑地請一位波斯大酋長代表中國出使東羅馬，請一位日本人擔任唐朝國家圖書館館長（秘書監），科舉考試也允許外國留學生參加，考上了稱作“賓貢進土”，也能在朝廷擔任官職。這些外國人當然都講華語，都在一種無形強磁波的統攝下，不必深加防範的。在這種情況下，華語對於別種語言，不太平等。
抱著極平等的心態深入往返於兩種語言文化間的，或許應首推玄奘。他如此艱辛地走啊走，為的是走出實在太遼闊也太強大的華語文化圈。但是，無論是他的出去還是回來，他對華語文化和梵文文化完全不存一丁點兒厚此薄彼的傾向，在他的腳下和筆下，兩種語言文化隻有互補性的發現，還不構成爭勝式的對峙。於是，一些極為溫煦的場景出現了：並不太信仰佛教的唐太宗愉快地召見了這位遠遊歸來已經多年沒說華語的大師，還親賜一篇《聖教序》來裝點玄奘帶回來的一大堆梵文經典。這位很有文化見識的皇帝特地請人用晉代書法家王羲之的字拚集出這篇《聖教序》，讓華語文化更增添一層形式美去與域外文化聯姻。從此，玄奘安靜地主持弘福寺和慈恩寺譯場，天天推敲著兩種語言間的宗教性轉換。在他身後，九州大地佛號聲、誦經聲此起彼伏，無數目不識丁的中國老太太的癟嘴中，傾吐出一種鑲嵌著不少梵文詞彙的華語方式，並且代代相傳，他無意中實現了對華語文化吞吐能力的一次測試和開拓。
到得明清時期，華語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往就再也不會出現玄類那樣的安詳氣韻了。不管是歐洲傳教士的紛至遝來還是中國文人的廁身洋務，心情都有點怪異，敏感、窺測、自尊、歎息，拌和成一團驅之不散的煙霧，漂浮在兩種語言的交接間。這全然不是個人的事，歐洲文明的崛起使曾經極為脆響的華語稍稍變得有點囁嚅。另一種不太平等的態勢出現了，而且越到近代越甚，在國內國外有些地方，華語簡直有點“虎落平陽”的景況了。
一個蒼老而疲憊的母親常常更讓兒女們眷戀，於是，就從華語在國際交往中逐漸不大景氣的時候開始，在中國的文化漂流者心中，一種“戀母情結”產生了。當然並不能與Oedinus Corn plex（俄狄浦斯情結）完全等同，但那種隱潛，那種焦慮，那種捧之棄之，遠之近之的矛盾心理，那種有時自慚形穢、有時又恨不得與人廝殺一場的極端性搖擺，還是頗得“情結”三昧的。
這些年在華語圈邊沿上晃蕩進出的人數之多，可能已達到曆史之最。青年知識分子中很少有完全不理會外語的，這實在是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走向未來的吉兆，一點也不應該抱怨。從趨向看，進出華語圈的人還會多起來。幾乎所有大城市裏的父母親，都在關注著子女們的外語成績。至於華語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關心的重點。前不久聽一位中年學者演講，他講到自己曾默默與一個外國同行作過對比，覺得除了英語，其他都可超過。“我英語不如他，但他華語不如我呀，扯平了！”學者說到這裏引得全場哄笑。大夥不能不笑，他們似乎已經不習慣把華語放在與英語平等的地位上。據說產生笑的機製之一是把兩個完全沒有可比性的東西比到了一起。釀發出一種出人意料的不諧調感。難道，華語在世界語言叢林中真已變成了這樣的角色？笑容隻能在臉上凝凍，心底卷來綿長的感歎。
其二
黃皮膚，黑眼睛，整個神貌是道地的華人，一位同樣是華人的記者在采訪他，兩人說的是英語，這在南洋各國都不奇怪。
采訪結束了，記者說：“您知道我們是華文報，因此要請教您的華文名字，以便刊登。”
“我沒有華文名字。”他回答得很幹脆。
記者有點犯難：把一個寫明是華人的采訪對象稱作傑克遜或麥克斯韋爾之類，畢竟有點下不了手。采訪對象看出了記者的顧慮，寬慰地說：“那你就隨便給我寫一個吧！”
這種經常發生的對話是如此平靜，但實在足以震得近在咫尺的土地神廟、宗鄉會館柱傾梁塌。時間並不遙遠，那些從福建、廣東等地漂流來的中國人登陸了，在家鄉，隔一道山就變一種口音，到了南洋，與馬來人、印度人、歐洲人一羼雜，某種自衛意識和凝聚意識漸漸上升，這種自衛的凝聚是一種多層構建，最大一個圈圈出了全體華人，然後是省份、縣邑、宗族、姓氏，一層層分解，每一層都與語言口音有關。不知經過多少次災禍、爭鬥，各種地域性、宗教性的會館競相設立，而最穩定、最牢靠的“會館”，卻屹立在人們的口舌之間。一開口就知道你是哪兒人，除了很少的例外，多數難於逃遁。
怎麼也沒有想到會渦卷起一種莫名的魔力，在短短數十年間把那一圈圈、一層層的自衛、凝聚構建一股腦兒軟化了，把那一些由故鄉的山梁承載的、由破舊的木船裝來的華語，留給已經不大出門的爺爺奶奶，留給宗鄉會館的看門老漢，而他們的後代已經拗口。用英語才順溜，盡管這種英語帶著明顯的南洋腔調，卻也能抹去與故鄉有關的種種分野，抹去家族的顛沛、時間的辛酸，就像從一條渾濁的曆史河道上潛泳過來，終於爬上了一塊白沙灘，聳身一抖，抖去了渾身渾濁的水滴，鬆鬆爽爽地走向了現代。不知抖到第幾次，才抖掉了華語，然後再一用力，抖掉了姓氏，隻好讓宗鄉會館門庭冷落了，白沙灘上走著的正是黃皮膚黑眼珠的傑克遜和麥克斯韋爾。
在這一個過程中，我所關注的理論問題是，一個群體從學習外語到不講母語需要經曆多大的心理轉換，大概需要多長的時間，再進一步，從不講母語到遺落家族姓氏又需要經曆多大的心理轉換，還需要多長的時間。當然，更迫切的問題還在於，這一切是不是必然的，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不管怎麼說，我已看到了大量不爭的事實：語言的轉換很快就造就了一批斬斷根脈的“抽象人”。
新加坡實踐話劇團演過一個有趣的話劇《尋找小貓的媽媽》，引起很大的社會轟動。這個話劇，確實是以“話”作為出發點的。一個三代同處的家庭，第一代講的是福建方言，第二代講的是規範華語，第三代隻懂英語，因此，每兩代之間的溝通都需要翻譯，而每一次翻譯都是一次語義和情感上的重大剝落。如果是科學論文、官樣文章，可能還比較經得起一次次的翻譯轉換，越是關乎世俗人情、家庭倫理的日常口語，越是無奈。結果，觀眾們看到的是，就在一個屋頂之下，就在一個血統之內，語言，僅僅是因為語言，人與人的隔閡是那樣難於逾越。小小的家庭變得山高水遠，觀眾在捧腹大笑中擦起了眼淚。
無數家庭都在經曆著的這類文化悲劇，人們並不是輕而易舉就能避開的。恨恨地罵幾句“數典忘祖”；完全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就拿新加坡來說，一代政治家急切地要把這個以華人為主的年輕國家快速推入現代國際市場，就必然要強悍地改換一套思維方式和節奏方式，那麼，沒有比改換一種語言氛圍更能透徹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的了，因為語言連帶著一個整體性的文化——心理基座，把基座“移植”過來，其他一切也就可以順水推舟了。當然也可以不這樣做，但這樣做的效果卻顯而易見。整個國家是這樣，每個家庭也是這樣。年幼的孩子如果學好英語，中學畢業後可以直接投考歐美各國的名牌大學，即使不讀大學也能比較順利地進入這個國際商市的大多數公司企業。至少在目前，華語水平確實不是新加坡青年謀職的必需條件，而要學好華語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卻遠超英語。在中國大陸通過很自然的方式已經學好了華語的中國青年也許不會痛切地感到學習華語之難，而在新加坡，竟有華人小孩因華語課太難而準備自殺，使得父母不得不搬家到澳洲或別的用不著學華語的地方。是的，華語牽連著遠祖的精魂，牽連著五千年的文明，他們都知道；但門外的人生競爭是那麼激烈，哪一位家長都不太願意讓孩子花費幾十年去死啃一種極其艱難又不太有用的語言。盡管年邁的祖父還在一旁不滿地嘀咕，盡管客廳的牆上還掛著中國書法，父母代孩子填下了學英語的誌願，把華語的課目輕輕劃去。血緣原則、情感原則、文化原則暫時讓位給了開放原則、實用原則、經濟原則。誰也無法簡單地判斷怎麼是對，怎麼是錯，這裏赫然橫亙著一個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