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走進裏屋的水香阿婆和另幾名街坊婆婆，嫂子，一邊哭著，一邊為遠道而來的客人張羅茶水，端椅子。
喬姐的住房有兩間半屋子，前麵一橫兩間：右邊是堂屋，左邊是臥房，堂屋後麵連著的半間是廚房。雲夢江子晃晃悠悠，半靠在和子小姐身上，從堂屋走進廚房，又從廚房走進臥房。她坐在飛鏢喬姐睡過的老式木架子床上，用手捏捏棉絮象硬繭的粗布被，又拍拍洗得幹幹淨淨的補了不少補丁的床單，再翻開床單看看下邊又黑又硬又薄的墊絮，看看潮濕得長了白毛的稻草，她的手發抖，心發顫，酸酸楚楚的淚水從眼窩裏一股勁兒地往下流……
她不能想象，做夢也沒有想到，飛鏢喬姐在“戰後”過的生活是這樣貧困，這樣清寒。“戰後”她回到日本，父母已先後去世了，兄弟戰死了，東京的商店企業，沼津的家產，炸的炸了，毀的毀了。開頭那十來年，她也經曆過貧窮潦倒和饑餓的歲月。她也住過喬姐這種低矮潮濕陰冷的小屋，睡過喬姐這種充滿稻草黴味的榻榻米“狗窩”。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複蘇，隨著她自己的努力奮鬥和拚搏，很快便改變了處境——說實在話，她根本沒有吃到飛鏢喬姐那麼多的苦嗬！她沒有賣過香煙瓜子。更沒有化裝成男人去背沉重的鹽包。她就憑自己的雙手和遠不及喬姐那樣的勤勞，在父母留下的也是戰爭留下的一片廢墟上，由創辦街道小作坊，到辦起了街道工廠，商店。到七十年代，整個日本和她自己的企業，都以難以置信的速度發展著，資金在積累，在膨脹，在滾雪球。喬姐嗬喬姐，你是怎麼回事呢？你賣香煙瓜子，你背沉重的鹽包賺得的錢都到哪兒去了呢？你都填進了“粥棚”，你都賑濟了窮人嗎？你比我雲夢江子，比日本的阿信更能幹，更能吃苦呀！“戰後”四十年了，你流了那麼多汗水，你付出了那麼多勞動，你應當積累了無數財富，你應當早就成了雲夢江子，田倉阿信那樣的百萬富翁！你早在六十、七十年代就應當享受到生活的甘甜與幸福。可是你為什麼始終如一都是這樣清貧呢？你是在尼姑庵裏修行，在效法東京街頭的托缽僧嗎？然而，那些托缽僧在寺院之外也都有了精巧別致的小別墅嗬……
堂屋裏，走進來郭柱國和一位銀須飄飄的長者，還有兩個年輕人。長者向郭柱國和水香阿婆作介紹：三十多歲的年輕人中的一個，是他的孫子，鎮長；另一個是鎮委書記。
“我這個孫子，”長者捋著胡須說，“當年天下大亂時，還隻有十五六歲，剛剛走出學堂門。我怕他到外麵去學壞，親自把他送到喬姐手裏，要她給我好好管教。現在這兩個伢伢兒不都讓喬姐管教出來了？一個當鎮長，一個當書記。我平常老是跟他們講，有喬姐在，是鎮裏的福氣，凡事都有個把握，有個依靠。我要他們象孝敬親爺老子親娘老子一樣孝敬喬姐，孝敬他們的師傅。誰知，唉——沒聽他們說一聲喬姐有病，住院，連傷風感冒都沒聽他們說起，大前天一早，喬姐她，她，她就兩腳一伸走了，在我們這些老朽前麵走了……”
銀須長者說到這裏抹開了眼淚。
“喬姐呀，我的老姐子……”水香阿婆又拍著巴掌，有板有眼地嚎哭起來了，“你大前天一早就走了呀，你為麼事不早兩天給我一個信呀，我可憐的勞苦了一生一世的喬姐子呀……”
年輕鎮長淚盈盈指著年輕書記，哽哽咽咽地說：“喬阿婆師傅去世的先一天晚上，我們兩個從鎮委開會回家，還繞到這裏來看了師傅。喬阿婆還跟我們講起集資改造沿河街道的事，還問到鎮辦幾家工廠企業的經營情況……她老人家當時有點咳嗽，我們倆要送她去鎮醫院看看，她老人家說沒事，沒事……哪曉得到第二天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