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周說：“今天我來的時候，大路旁邊有一條鯽魚，幹渴得快要死了，歎著氣對我說：‘隻給我一點水，我就可以活下去了。’我對這條魚說：‘請你等著我，我為你去楚國，請楚王引長江、淮河的水來澆灌你。’它說：‘我現在活在盆子裏。隨時都會死，急得不得了，你還說去見楚王，引長江、淮河的水。等你來的時候，隻能在賣魚幹的店鋪裏找到我了。’現在，我在十分急迫的時候才來向您借糧。要等你收了租子再給我糧食，到那時，您也隻能在做工的地方找我了。”
於是，魏文侯發了百鍾（一鍾折合六斛四鬥）糧食，派人送到了莊周的家裏。
進諫之道
元朝脫脫執政時，有一位神童前來進見，自稱會做詩。脫脫隨手而指，讓他以挑擔子為題賦詩一首，童子當即做出一首絕句，詩雲：“分得兩頭輕與重，世間何事不擔當？”這首詩是平淡無奇的。但卻大有深意。意在諷刺脫脫做事不能權衡輕重。
脫脫執政的時代，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時代。朝政混亂。盜賊蜂起，脫脫掌握國家大權，責任重大，如果沒有頑強的智計來維持局麵，很容易使事情敗壞。史書上往往稱讚脫脫輕視錢財，遠離聲色，禮賢下士，恪守大臣的節操，具有古代賢相的遺風，但卻被小人所迷惑，由於急於了結個人恩怨，以至親自率軍出征，結果是功虧一簣，被哈麻讒言陷害，死在淮安，國家也隨之滅亡了。這是由於他平時不善於權衡事情的輕重，所以不能擔當大任，這名神童的詩很巧妙地諷諫了他的這一弱點，可惜的是脫脫把它忽略了，沒有悟出其中深刻而中肯的道理。
宋宗元評論道：我聽人說，以“諷”為諫是一種十分高明的做法。那麼，古代的大臣以忠言諫主為己任，直言盡忠，難道都不足為訓嗎？我認為不是這樣的。如果說進諫之道重在“諷”的話，那麼，在堯、舜時代，君臣之間相互問答唱和，有這樣的事嗎？沒有。在夏、商、周三代鼎盛時期，大臣獻計獻策，君主訓導臣下，是不是有這樣的事呢？沒有。上有聖明的君主，下有正直的大臣，君臣同心同德，舉措得當，言語行動準確得當，即使有不足之處，隨時可以指出，加以匡正，無不順應民意，哪裏用得著“諷”呢！之所以有“諷”，是出於不得已才這麼做的。況且，所謂的“諷”，必須是旁征博喻，故意地繞著彎子講道理，甚至有人花言巧語地進行莫名其妙的詭辯，大多類似於優伶給人開心逗悶的把戲，哪裏是大臣侍奉君主、談經論道的方法呢？憑著朝廷宮殿的無比的尊嚴，天子的赫赫威勢，卻動輒以諷刺進諫，朝廷上豈不成了上演滑稽戲的勾欄瓦肆？然而，用什麼辦法來取代這種做法呢？答案是：言談微中，可以解紛。倘若使進諫的人懂得因勢利導，有什麼錯誤不能得到挽回和補救呢？孔子說自己選擇諷諫，是基於春秋時期的混亂局勢有感而發的，並不是教導人們一慨地將這一方法運用於開明盛世。
不攖其鋒，迂回勸諫
唐代的裴度是一位著名的宰相。一次。唐敬宗將要到東都巡遊，大臣們都極力勸阻，所說的理由無非是國家尚未安寧，國庫尚未充實等等，敬宗不聽，還是堅持要出去巡遊。這時，裴度不慌不忙地出班奏道：“國家建立別都，本來就是準備讓皇帝巡幸時住的。但是，自從安史之亂以來，宮闕、官衙以及軍營已經長滿了草木，荒涼不堪，破敗未加治理，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把它修整一新，然後才能請天子去巡幸。倉促出行，沒有準備，有關的官員將會因此被治罪的。”
皇上聽了這番話，高興地說：“大臣們勸阻朕的時候，都沒有談到這一點。如果像你所說的那樣，現在巡遊確實有所不便，何必非要現在去呢？”因此取消了巡遊的打算。
唐肅宗時，有人建議遷都洛陽，郭子儀力諫不可，肅宗才放棄了這個主意。到了唐敬宗時，朝廷內外多少有所安寧，但自從遭安史之亂以來，國庫一直十分空虛，宮闕也破敗不堪，國家甚至沒有財力把它修整一新，更不用說大舉搬遷，自相驚擾了。裴度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巧妙地陳述了自己的意見，請求皇上延緩出巡的日期，不用大動幹戈，而是以十分懇切的規勸使得皇上放棄了成命，是很合乎宰相的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