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覆滅以後，他先出家當和尚，後又入了道教，國破家亡，生靈塗炭，這一切都令他萬分悲憤。
他用畫作為同異族侵略者進行鬥爭的一種武器和抒發自己憂鬱悲憤之情的一種方式。
清朝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朱耷在65歲時做了一幅題為《孔雀》的作品，這是一幅著名的政治諷刺畫。
畫的上部畫了一層石壁，石壁的底部生著竹葉與牡丹花，石壁下有一塊尖而不穩的石頭，石頭上蹲著兩隻醜陋的孔雀，孔雀的尾巴上有三根奇形怪狀的花翎。石壁上還題有一首詩：
孔雀名花雨竹屏，
竹稍強半墨生成。
如何了得論三耳，
更是逢春坐二更。
乍看起來，這幅畫晦澀難懂，但仔細一分析，就可以看出朱耷是用曲折隱晦的手法來表達他對清王朝統治者及其奴才的蔑視。
當時清王朝封建政權逐漸穩定，康熙皇帝下江南實行各種拉攏政策。江南一些大臣紛紛忙著“接駕”，不少卑躬屈膝的明朝敗類，乘機向清朝皇帝獻媚討好，本來按規矩是五更上朝見皇帝，但有些人卻迫不及待地在二更時分就去等著。
朱耷這幅畫中的孔雀和那首題在石壁上的詩，就是諷刺這些人的。
題詩中的“三耳”，就是奴才的意思。因為奴才對主子專門奉承拍馬，耳朵也特別靈，所以說奴才有三隻耳朵。
清代高級官吏，帽子後麵都拖著用孔雀尾巴做成的“花翎”。這種花翎是朝廷封賜的，“花翎”的根數以多為貴，戴上三根花翎，就表示是最高級的官吏。畫中的孔雀尾巴恰恰是三根花翎，用來影射當時那些高級官吏，並把他們比做“奴才”。而孔雀站的那塊光而不穩的石頭，乃是比喻當時的異族統治者不可能站住腳，終有一天會垮台。
朱耷的作品大多是像這樣以隱晦的形式寄托強烈的政治感情的作品。
比如，他畫鳥，從來不畫春光花景之中喜悅喧鳴的鳥，而是去畫一些“枯柳孤鳥”、“竹石孤鳥”，用以諷刺當時的統治者是孤家寡人。他畫魚，多半是昂著頭，顯得十分倔強，有時甚至把魚眼畫成方形，眼珠小而且頂在眼眶的正上角，用以表示他對當時權貴們的蔑視。
更有意思的是，他在畫上題款時，常把“八大山人”四個字連起來寫，看起來既像“哭之”又像“笑之”。這實際上也是用來寄托他異常痛苦的心情。
畫家鄭板橋在題朱耷的畫時說：“橫塗豎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這可以說是洞察了八大山人朱耷的心機了。
穴八大山人的畫可以用“枯澀、怪異”四個字來形容。他的畫風與他的身世密不可分。
他是明王朝的後裔，無論從文化上還是從家族淵源上，都與清朝不共戴天。清王朝沒有殺掉他已算是幸運的了，因此他不能直抒胸臆。
他隻有借助於畫，聊以泄憤，聊以諷世。曆史上，許多文人墨客都有這樣的作法，現代著名畫家齊白石就曾經在一個顯貴的宴會上畫了一隻大螃蟹，以諷喻那位“橫行”霸道的“將軍”主人，把主人搞得一臉豬肝色。
文人用紙和筆戰鬥是無奈的，他們手無縛雞之力，不能用槍戰鬥，自然隻好選擇這種鬥爭方式了。
姚崇因哭免禍
武則天病重，宰相張柬之等人密謀誅殺武則天的嬖臣張易之、張昌宗等人。後來發動政變，中宗複位。姚崇當時任靈武道大總管，從屯兵之處返回京城。參與了密謀商議。後來因為有功，被封為梁縣侯。
武則天被迫禪讓，遷回上陽宮。中宗率領百官去問候武後的飲食起居。五公（張柬之、恒彥範、崔玄偉、袁恕己、敬暉五人因參加政變有功賜封郡公，又稱五王）彈冠相慶，隻有姚崇一個人痛哭流涕。張柬之等人問他：“現在哪裏是哭的時候？你恐怕會因而招禍嗬！”姚崇說：“我參與了討伐叛逆，算不上功勞。然而想到長期事奉武則天，如今這樣做，足違背舊主啊！做人臣的應當善始善終。我就是因此而獲罪，我也心甘情願。”
後來，武三思與韋後專權，五王被害，隻有姚崇幸免。
馮夢龍評論說：武後被迫禪位，五王彈冠相慶。姚崇獨自流涕；董卓被誅殺，百姓歡歌，隻有蔡邕痛哭。兩件事看似相同。禍福卻不同。就因為武則天是君主，董卓是臣子，姚崇是為公而蔡邕是出於一己之心。蔡邕歎息時，是他平日感恩之情的真實流露；姚崇痛哭流涕，是他免遭禍殃的權術而已。姚崇料知武三思還在，事情並未結束，總有一天將會令人追悔莫及。然而五王不聽勸告，又有什麼辦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