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央原定為“改革年”，“要用更大力量推進經濟體製改革，並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突破”，但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2005年不得不成為“反思改革年”。盡管其後中央高層站出來明確支持改革，但社會的改革共識已基本破裂，意識形態再次籠罩在改革上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自此之後基本處於停滯階段，更遑論政治體製改革了。
現在，中國改良部分的潛力已經耗盡，而深入的改革依然雲遮霧繞，中國經濟體製已進入“半計劃半市場的混合經濟狀態”，往前就將跨入市場經濟，退後就將回到計劃時代。前進，阻力很大；退後，更是不可能。目前，雙方僵持不下，於是很多人轉而認為目前的模式就是最好的了，並開始歡呼中國誕生了第三條路，可供全世界模仿。
中國以加入WTO為契機，主動融入到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為中國經濟帶來了十多年的好光景，但也正因為此，內部改革的緊迫性逐漸消失了，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的目標日益遙遠了起來。在“混合經濟”狀態裏，政府如魚得水，不僅掌握了大量的稀缺經濟資源，還可以假“宏觀調控”之名，行審批製度之實，大批尋租。
我們的經濟正走向權貴資本主義，“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資源的權力、幹預企業的權力，就會產生尋租空間，導致腐敗和貧富懸殊的趨勢愈演愈烈。如果政府主導經濟資源配量，那就不叫市場經濟，而叫權貴資本主義了” 吳敬璉再論“權貴資本主義”\[N\]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0日。
漸進式的經濟轉軌也逐漸被機會主義所挾持，造成了製度性腐敗和社會不公。“漸進改革所形成的雙軌製長期看將產生非常高的代價，也許大大超過贖買既得利益平滑轉型的短期好處。”楊小凱等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J\]經濟學，2003年第2卷第4期
改革開放，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這點大家已經達成了共識。但共識之中又有完全對立的分歧 ，針鋒相對，不可調和。
一種觀點認為，這是“中國模式”的功效，獨有的“中國模式”不但創造了長達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奇跡，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屹立不倒，為世界所豔羨，已成為“北京共識”，目前正考慮出口專供發展中國家模仿，並挑戰“華盛頓共識”。
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奇跡來源於市場化改革對創業精神的解放，而靠政府強化行政管製和大量投入要素資源實現的增長不可持續，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後果：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懸殊、階層對立、社會矛盾激化。如果不盡快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使中國回歸市場化、法製化和民主化的正途，這些後果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和社會麵臨更大的災難。
然而，後者帶有“威脅性”的看法，前者根本不以為然，在前者的擁躉們眼裏，這些矛盾之所以出現，並不是因為政府權力太大，恰恰是因為權力還太小，政府管得不夠多，不能全天候監控每一個人，才讓他們有機會去上訪、去鬧事，因此需要大力“維穩”。
既得利益者不願意出讓利益，行政權力不肯退出市場，這應屬正常。漸進式改革的路徑依賴，除非有強大的外部因素介入，否則路徑是不會改變的。
事實上，如何從“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向更加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轉變，幾乎是所有高速趕超發達國家的、采取“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與“威權發展模式”的國家和地區都曾經遇到過的問題。日本如此，韓國如此，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等依然如此。中國自有不同之處，那就是中國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起步更低，市場環境更加不成熟，麵臨的挑戰更加突出。
日本通過泡沫經濟的破滅走向了“失去的年代”，並在失去之後進行了一係列政治、經濟結構性改革，所以才隻是“失去”而沒有“倒退”。東亞其他經濟體通過亞洲金融危機的洗禮，有的通過製度性變革已經涅槃重生，如韓國、中國台灣；有的卻依然夢遊在“裙帶資本主義”的陰影裏，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危機也改變了日本及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經濟或政治發展的進程。
中國這樣的經濟轉型大國，市場經濟才隻是近二十多年的事情，市場機製薄弱，政府權力巨大，轉型較我們的鄰居會更加困難。恩格斯曾說：“一個偉大的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
我們的黨是善於反思的，也是勇於改革的。黨和政府已經提出“可持續發展”的口號，要建立民主，要“以人為本”，真正做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
所有的泡沫破滅過程都是痛苦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受政府主導下的泡沫化之苦，比發達國家尤甚。按照美元計算，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一年時間內，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國民生產總值下跌幅度都在40%左右，而印度尼西亞甚至達到不可思議的80%以上,如表5-1所示。
表5-1東亞國家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一覽表Cheetham, R 1998 Asia Crisis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US-ASEAN-Japan policy Dialogu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une 7-9, Washington, DC
國家
國民生產總值（億美元）
1997年6月1998年7月
下漲跌幅
泰國17001020400%
印度尼西亞2050340834%
菲律賓750470373%
馬來西亞900550389%
韓國43002830342%
我國的泡沫經濟已經存在，需要澄清，那是逃避不掉的，但如果我們將泡沫的破滅視為改革新的推動力，並以此凝聚人心，形成新的共識，我們是可以從製度上奠定未來經濟發展的基礎的。關鍵是我們怎麼選擇。
“軟著陸”是大勢所趨
2009年，中國通過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在世界性的極寒經濟中靚麗了一把，國外看得目瞪口呆，繼而發出頌揚之聲，他們沒想到金融機構竟然可以不顧後果地如此大規模放貸給沒有還款能力的機構。
美國人在危機中深感自己在上帝那裏失寵了，上帝已經創造了“中美國”（Chimerica）的概念，目前正眷顧東方。
中國人民是有智慧的，但對上帝似乎過於奢求了，上帝如果與我們同在，那我們什麼都不怕，泡沫也好，危機也好，都不應該光顧我們。但上帝的心思不好猜，我們隻好祈禱，泡沫可以有，也可以破，但千萬別讓泡沫破滅的痛苦無盡期，我們應該有選擇的可能和餘地。
泡沫順利“軟著陸”，沒有陣痛，沒有經濟蕭條，這是我們的夢想。未來幾年之內，如果可以通過適度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將泡沫逐漸稀釋掉，而不出現價格的急跌，以及由此引發的經濟蕭條，那麼中國就將再次打敗西方主流經濟學，並給他們製造一個“泡沫不破”的“神話”和研究課題。
中國要想順利實現“軟著陸”，需要足夠的時間進行緩衝，並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此外，我們可能還不得不借助外部經濟環境，西方經濟既不能好到美元加息，也不能壞到影響中國出口，如果外國不能做到這一點，要加息、要強製人民幣升值或者是製造貿易壁壘，那就肯定是陰謀，是有意要搞垮我們。
很遺憾，中國順利“軟著陸”而不出現痛苦的外部條件已經不再。國門之外是此起彼伏的人民幣升值的嚷嚷聲和不斷的貿易打壓，間或伴有遠期做空的“不法”行為。國內則是一眾“好事之徒”不斷誘導民眾對房價下跌的預期，有的甚至敢說房價要跌50%，真是可恨！
而民間高利貸時刻麵臨引爆的風險，還有所謂的影子銀行也很不像話，經常拆東牆補西牆，做剜肉補瘡的爛事。存量房、投機房也很不像樣，都在虎視眈眈，隨時準備爭奪市場的流動性。更不好打理的是人們的預期，如果是機器人就好了，大家都可以耐心等待房地產回暖的日子。
我們的現實選擇，其實不多。
第一，泡沫“軟著陸”同時進行製度轉型，奠定經濟長遠發展的基礎。
概率：20%。
這是泡沫最好的結局，但因為是最好的，所以很難奢望。
想要出現這樣的結局，首先需要強有力的黨和政府，確保整個社會能夠在政治上保持戰略性的改革共識以及社會的相對穩定；其次是改革的主導者不僅要勇於改革自己，更要能進行理性的政策選擇，甚至不惜犧牲短期經濟利益。
我們的改革已陷入兩難困境——改革需要政府來推動，而改革的根本則在於觸動政府和一大幫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中國曆史上改革者主動革到自己頭上的例子十分稀罕，幾曾未見。對於既得利益者而言，在確保自身利益不受損的前提下進行改良似乎可以接受，但事實上即使是改良也會遇到極大的阻力，改良者的命運少有善終。
商鞅車裂，晁錯腰斬；王安石在當朝之時亦被很多士大夫視為奸臣，蘇洵甚至以他為模板寫成《辨奸論》，“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王安石不得不憂憤而死，至今江南一帶依然以稱豬為“拗相公”來紀念他；張居正生前勇於革新，雖是芝蘭，但因當路，也不得不鋤，死後卻幾乎被掘棺鞭屍，長子也不堪拷虐而自縊；清末幾乎亡國之下，維新變法也以失敗告終，六君子身首異處，康梁亡命海外。
中國漸進式改革自“改良”始，目前“改良”的潛力已經耗盡，需要觸及改革者自身的利益，觸及製度性根本，我們能否借泡沫破滅之機的強大衝擊從“改良”一躍進入改革的深水區域，未可知也！
泡沫破滅帶來的危機可能加速，但也可能延緩改革。激進的改革與經濟的盡快複蘇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泡沫破滅給社會帶來的痛苦極可能使政府為了經濟複蘇推遲製度性調整。
我們祈禱，我們可以忍受房地產泡沫破滅引發的苦痛，完成經濟結構的轉型，從此走向成熟的市場經濟，走向不再依靠無效率的政府投資拉動的消費型經濟。但我們有理由擔心，經濟轉型，疊加上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可能會引發短期內加倍的經濟蕭條，使我們的轉型不能成功。
目前，有能力有資格帶領中國“再改革”的隻有中國共產黨，我們期盼著！
第二，泡沫“軟著陸”，但從此進入“失去的年代”。
概率：60%。
這種結局是次好的，也是我們很可能預見的結果。
政府將想盡一切辦法使泡沫實現“軟著陸”，因此很可能相繼進行一些製度性改進，以求得經濟的恢複和發展，避免引發社會動蕩和政治動蕩。泡沫慢撒氣引發的經濟萎縮、社會和政治動蕩自然也不符合既得利益集團的長遠利益，既得利益集團不得不逐漸讓渡部分既得利益，以換取社會對其利益的承認和保護。
泡沫即使“軟著陸”，其過程依然是痛苦的，黨和政府的威信在泡沫破滅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因為官商勾結、製度性腐敗而受到一定影響；但如果黨和政府能從製度上堅定推進反腐運動，會增強民眾對黨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改革共識，為漸進的製度性改革提供群眾基礎。
日本泡沫破滅的過程，並未伴隨著大規模的經濟衰退，究其根源，有兩個原因：一是財政資金的大規模投入代替了私人投資，二是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進行了一係列的漸變型製度改革。
泡沫破滅之後，日本政府不斷推出“經濟對策”挽救經濟，與此同時也進行了政治體製變革，其基本方向是簡政放權，轉換政府職能，放鬆政府管製，削減政府權限，推進地方分權，發揮民間、地方和私人部門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來避免日本經濟進入衰退期。
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日本政府相繼製定了《關於今後行政改革的推進方策》和《推進放鬆規製綱要》，改革放鬆了1100多項政府規製。包霞琴，臧誌軍主編變革中的日本政治與外交\[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1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