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未來經濟的路徑選擇
既然是泡沫，破滅就不可避免。
美國大蕭條時，美聯儲和財政部其實放任了蕭條的進一步發展，他們認為，泡沫破滅是經濟體的自我強製清算，對經濟長期發展來說是好事。凱恩斯爵士的橫空出世，導致政府對經濟的積極幹預，此後的泡沫破滅過程都可以見到政府和中央銀行忙碌的身影。
政府的介入穩定了就業和收入，及時修複了遭到破壞的“資產負債表”，穩住了資產價格，中央銀行作為最終貸款人為市場提供了流動性，防止了蕭條的自我加強。
由於政府對經濟介入的程度不一樣，政府在泡沫破滅過程中采取的措施也不盡相同。自由市場經濟體製下，政府參與程度相對較淺，一般不會直接幹預微觀經濟體的運作。2008年年底，美國要通過公共資金直接救助金融機構的提議就曾引起社會的強烈不安。
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下，政府不僅通過“行政指導”直接參與經濟，而且政商之間關係“親密”，泡沫破滅過程不僅直接影響經濟，也衝擊到了政治體製。政府參與經濟的程度越深，受到的衝擊也就越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對泡沫破滅的方式和路徑存在較大的選擇餘地。當然，選擇不同，結果也不同。
危機是轉型經濟的成人禮
一個經濟體的發展，不會永遠一帆風順，挫折、失敗和成功應是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隻有經曆挫折，並在挫折後重新崛起，方可達到輝煌。不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周期性決定了危機的必然存在，經濟危機是經濟自我修正的必然過程，是經濟體成熟的“成人禮”。
世界很多地方，年滿18歲時都需要舉行象征邁向成人階段的儀式。成熟意味著責任，“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傳統的成人禮儀式早已演練完畢，因為有先例可循；但經濟體的“成人禮”卻缺乏統一標準，有的應對得當，有的則陷入了泥潭。
20世紀20年代，美國依然處於不列顛“日不落帝國”的陰影之下，並未意識到自己已是全球經濟老大，需要承擔起相應的責任。當華爾街大崩潰時，美國外交上孤立主義盛行，經濟決策失誤多多，導致全球步入長達十多年的經濟大蕭條。
美國在1930年6月為保護國內工業，通過了災難性的《霍利-斯穆特關稅法》，以鄰為壑，從而引發了世界性的貿易保護，世界國際貿易總額從1929年的686億美元急劇萎縮到1933年的242億美元，下降幅度高達65%。
與此同時，美聯儲“無為而治”，聽任危機對經濟“強製清算”，導致美國資金大規模從國外回撤。受此影響，1931年5月，維也納最大的銀行——奧地利信貸銀行宣布無清償能力，引起歐洲大陸的恐慌和連鎖反應。7月，德國丹納特銀行破產，隨後德國所有銀行都被迫放假，柏林證券交易所也關閉了兩個月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終於意識到自己全球老大的責任，為重建歐洲實行了“馬歇爾計劃”，投入了大量資金，“馬歇爾計劃”的實行，不僅使西歐經濟得到了快速恢複，有力地促進了歐洲一體化進程，而且也為全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長時期和平奠定了基礎。
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前，已是世界公認的第二大經濟體，但由於長期在美國的軍事保護下生存，經濟上也存在“搭便車”的想法，不願意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未能處理好本國麵臨的挑戰。
20世紀60年代末期，盡管日本經濟學家一致公認布雷頓森林體係下的固定彙率是二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但日本卻不願進行任何努力以維持這個體係的存在，並堅決拒絕日元升值。
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後，日本依然不願意開放國內市場和大幅升值日元。因為日本相信，國家之間政策協調的根本目的就是讓對方做自己希望他們做的事情，而自己不用做對方想要自己做的事情。
為應付美國施加的壓力，日本代之以金融自由化，日本不僅要做產業大國，還要做金融大國，因此將銀行業也發展成為日本的支柱產業。對此，美國當然也是歡迎的，因為在美國政府看來，日元的低估與日本金融市場的封閉有關，日本開放金融市場，美國的金融機構將可以占領相當的日本市場。
金融自由化使日本落入了“蒙代爾三角悖論”的陷阱，保持彙率穩定的目標與國內政策的目標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為壓低日元彙率，日本不得不超發貨幣，不僅引發了泡沫，也造成了通貨膨脹。當貨幣供應量以兩倍於GNP（國民生產總值）增速增長時，日本中央銀行在製定貨幣政策時就不能隻考慮穩定彙率了。
泡沫破滅後，日本很長時間內依然不願意就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結構進行全麵檢討。日本經濟之所以會走向長達十多年的蕭條，不能不說與日本狹隘的自利經濟行為有關。日本沒有意識到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後，世界出現了完全不同的金融和經濟秩序，美國早就靠不住了，日本需要謀求自身穩定的金融環境和經濟環境。
但日本明治維新後一直想的是“脫亞入歐”，在亞洲除提出過所謂的“雁行經濟模式”外，基本上沒有其他。20世紀70年代，日本曾被邀請加入亞洲區域性國際清算協議，但日本沒有參與；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東亞各國提議建立亞洲貨幣基金，日本依然持觀望態度；隻是在2000年中國積極支持東盟，形成10+1體製後，客觀上為抑製中國的影響力，日本才積極參與了亞洲經濟事務。
日本有法定的“成人禮”，隆重得很，但日本經濟的“成人禮”儀式卻辦得有些糟糕，以至於有“失落的一代”醉酒跑到成人儀式上耍酒瘋，逼得正在致辭的佐世保市市長應景而感歎：“社會冷酷啊！守點規矩吧！”
中國改革開放曆經幾十年，我們經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也經曆了惡性通脹，舉辦了史上最盛大輝煌的奧運會，也見證了周邊國家經曆泡沫破滅的痛苦。三十多年來，依靠低資源價格、低勞動力成本、低附加值出口驅動、高投入、高汙染，中國實現了神話般的增長，但這種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甚至被認為“惡性經濟增長”。
三十多年來，我們依靠良好的外部環境，積極融入全球一體化的大潮中，享受到了全球化的好處，積累了巨額的外彙儲備；但經濟發展優先的策略，導致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社會公平與正義，忽視了共同富裕的目的。經濟發展了，社會矛盾卻不斷激化，和諧社會的建設之路修遠而漫長。我們的社會矛盾需要解決，公平與正義需要得到宣揚，高發且屢禁不止的腐敗需要得到抑製和清理。
三十多年來，我們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製還很不完善，低效率的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並不占優勢，但卻控製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作用；國有企業在能源、電信、交通、金融等重要行業中長期處於壟斷地位。
現在，中國經濟需要麵對泡沫破滅的“成人禮”了。作為轉型中的經濟體，如果說，我們是獨一無二的“中國模式”，那是妄自尊大。“中國模式”是什麼？嚴格地說就是在中國的“東亞模式”。“東亞模式”曾經是成功的，在其廣受推崇之時，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頌揚“裙帶關係”的優越性，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要挑戰聯合國的《普遍人權宣言》，他們都堅持認為亞洲的價值觀優於西方的價值觀。
但就在這時，“東亞模式”被認為是“紙老虎”，研究者發現，除日本之外，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的東亞各國，並沒有因為科技發展而提升效率。克魯格曼因此斷言：“如果亞洲的經濟成長有什麼秘密的話，那隻不過是他們能夠延宕欲望的滿足，願意為了未來的收獲而犧牲現在的享受。”五年一覺——亞洲金融危機\[J\]三聯生活周刊，2002年第7期
很不幸，亞洲金融危機使“東亞模式”失敗了，東亞國家和地區麵對“成人禮”采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導致各國的經濟複蘇程度大相徑庭。
韓國在危機中受到羞辱，不得不接受IMF開出的“藥方”，進行徹底的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改革，斬斷資本主義“裙帶”，加強透明度。通過一係列措施，韓國很快實現經濟複蘇，2006年韓國GDP已經排名世界第11位，高於俄羅斯和澳大利亞。
中國台灣也通過政治改革順利實現了經濟結構轉型。
在印度尼西亞，盡管蘇哈托倒台了，公民也擁有了更大的政治自由，但始終沒能解決好不良貸款、貪汙腐敗和經濟結構性等問題，經濟依然在昏睡中掙紮。
馬來西亞因為強勢政府的存在，可以拒絕IMF的援助和建議，並宣布資本管製，嚴格控製外資流出，實行固定彙率（林吉特兌美元比率下調為380∶1，較危機爆發前貶值337%），西方世界一片嘩然，直接導致1998年馬來西亞股指降至曆史低穀。資本管製雖然套住了外資，但直接結果就是導致外商投資從1998年的27億美元直線下降到2001年的29億美元，因此馬來西亞政府不得不在2001年5月完全取消資本管製。危機期間馬來西亞政府也大規模整頓金融體係，實行持續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2000年後連續4年財政預算赤字均超過GDP總量的5%，但經濟複蘇並不理想，經濟結構的基本格局未能改變，對外依賴性持續增強，極易受到外來因素的衝擊。
危機作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自我矯正機製，是我們不能回避的，正視危機的存在並采取應對措施，是我國經濟與社會從成長到成熟過程中必經的“成人禮”。麵對“成人禮”的到來，我們會上演什麼樣的儀式呢？
誤入漸進式改革陷阱
中國經濟改革的目的不僅是需要從落後的自然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更重要的是要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因此，中國經濟改革既是改良性質的，又是一場製度性革命。
當初為了改革的順利推進，我們選擇了務實的漸進式改革，不糾纏於姓“資”姓“社”，而是在體製外培育推動體製內改革的力量。但也正因如此，社會思想並未得到清理與統一，激進與保守在改革的終極目的以及具體路徑上始終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所謂“增量改革”本質上是機會主義式的。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是貓界的機會主義；不解決意識形態問題，而采取典型的“拿來主義”，也是機會主義。但客觀而論，我國剛改革開放時，這是唯一正確、可行的選擇，因為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溫飽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選定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但意外地卻走岔了道。究其原因，不能不說與我們當初的選擇有關。
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中國特色”的旗號之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在我們看來，這種奇異的結合是全球首創，隻此一家，別無分號。因此，我們改革的終極目的是模糊的，沒有參照係，每前進一步都可能被視為創造，但也可能被視為倒退。
當改革處於改良階段，對既得利益者不僅沒有壞處隻有好處時，改革得以順利進行；而當改革需要既得利益者讓渡部分既得利益之時，“中國特色”就成為擋箭牌，他們需要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特色與市場，或者說，我們堅持的傳統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發生了巨大的衝突。
一段時間裏，這種衝突因為中央高層堅定不移地支持改革開放，在社會上並未引起大的波瀾，也未根本性妨礙改革的深入推進。但這種脆弱的平衡被一個偶然的事件打破了，我們的改革路徑自此開始偏離。
2004年8月，郎鹹平教授從香港回到內地準備一展身手，沒想到，剛一伸腿就掀開了國企改製的潘多拉盒子。在郎教授看來，20多年來的國企改革無非是一場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呼籲停止國企改革，“郎旋風”掀起了第三次改革大爭論的序幕，引發公眾對國企改革、腐敗和貧富分化等嚴重社會問題的強烈共鳴，一些人甚至呼籲，寧願全麵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爭論持續發酵，2005年，社會上又刮起了“劉國光旋風”。
劉國光是對我國早期改革有重大影響和貢獻的學者之一，一直堅持中國改革的市場經濟取向。2005年7月，他卻提出現代西方經濟學整體上不適用於社會主義中國，中國需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指導的理論。同時，他要求“檢查一下高校領導幹部，包括校長、書記、校長助理、院長、係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長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不是就換”，“領導崗位一定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劉國光的言論立即在社會上，特別是在經濟學界、教育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改革推進自此遇上了強大阻力。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份以中央政府名義發布的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政策性文件，被寄望開啟“中國民營經濟春天”的“非公經濟36條”全稱為《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遇到了強烈反彈，一份廣為流傳的萬言書指責“非公經濟36條”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從根本上動搖乃至改變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建議立即撤銷。“非公經濟36條”走了多年也一直未走到春天，幾乎是無疾而終，反倒是國有企業、與權力結合的權貴企業欣然逢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