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回族馬幫與大理政權
雲南有一個《馬鍋頭將軍的故事》故事。
據巍山大、小圍埂村回族老人講述，杜文秀起義軍的前將軍馬天有和後將軍馬朝珍，是巍山大、小圍埂回族有名的馬幫幫主和馬鍋頭，常年趕馬走夷方。在杜文秀的白旗軍起前，大、小圍埂有近兩千戶人家，是當時巍山最大的兩個回族村。因為這一帶人稠地密，又地處巍山壩子通往大理的出山“瓶頸”的壩子口上，與外界的經濟交往較為頻繁，所以多數人以趕馬為業。
大圍埂有一個馬幫，馬幫鍋頭叫馬天有。他和緬甸親王“打老友”（即為好友），來往於滇緬之間經商，受緬甸親王保護。他本人養著20匹馱馬，整個馬幫有馱馬100多匹，趕馬人40多人。這個馬幫走緬甸出口以石磺、茶葉、大理弓魚、油魚為大宗；進口以洋紗為大宗。每匹馬從蒙化出發到緬甸回來，一轉可獲利三四十兩銀子。他不僅有馬幫，還開有鐵廠，產品遠銷滇西各縣和緬甸。馬天有一次趕馬到永昌的路上，因救助路邊的病人結識了杜文秀做醫生的爺爺。後來趕馬從緬甸回巍山途中，過永昌時“瘴毒擺”(即惡性瘧疾)發作，人事不省。趕馬人把他背到杜文秀的爺爺那兒，撿回一條命。由於這層關係，兩家結了幹親。
小圍埂另一位馬鍋頭將軍馬朝珍，早年趕馬走夷方，是當地四大馬幫的幫主；後來在小圍埂村清真寺任教長之職，人稱“七依瑪”。據說馬朝珍原來趕馬經商走夷方時，曾在永昌府杜文秀的家裏歇宿過，早有交情。
清道光二十五年九月(1845年)，永昌(今保山)一些回族和漢族青年互相鬥山歌，引起鬥毆。由於清廷永昌府官吏從中挑撥，等事態擴大後，又以防衛為名，派兵大肆屠殺回民。永昌慘案發生後，杜文秀、丁燦庭等上京告禦狀，清朝廷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派林則徐以雲貴總督身份赴滇西處理所謂“漢回械鬥”案末果。那些在事件中僥幸逃生的回民，被清廷遷到離永昌100多裏，人們視為畏途的“煙瘴之地”官乃山墾荒。許多人流離失所，在荒山野嶺之中自生自滅。杜文秀在清道光年間永昌事件中家破人亡，上京告禦狀(1847年)回來後以“控詞不實”獲罪下獄，後又“查明無罪”釋放。”杜文秀不願被清廷遷到官乃山墾荒，便舉家來到巍山小圍埂村，投靠馬天有、馬朝珍。
1856年4月16日，雲南巡撫舒興阿等再次挑起民族衝突。官府兵馬追剿回民追到巍山，杜文秀、馬朝珍、馬天有等被迫起義，帶領巍山回民打到大理。攻占大理城之後，建立了與清廷分庭抗禮的大理政權。馬朝珍、馬天有也被封為了大將軍。同治六年(1867年)，杜文秀派18大司率20萬大軍攻打昆明，打了兩年打不下來，損失慘重，18大司中的首義元老包括馬朝珍、馬天有幾乎全部陣亡。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軍反攻大理城，守城將領叛變。杜文秀被殺害，起義被鎮壓。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雲南的馬幫對於杜文秀在建立政權中所起的作用。其後在杜文秀開創了18年的大理政權的過程中，回族馬幫依舊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據考證，杜文秀建政18年中，巍山是起義軍財政收入的主要支柱。除正常的農業稅收和回族集資支持義軍外，杜文秀在巍山依靠回族紳士開辦廠礦，作為義軍經費的主要來源，其中馬維涼的石磺廠、馬天有的鐵廠等，均為義軍的重要經濟支柱。特別是由於馬天有和緬甸親王是朋友，出入緬甸受到保護，為義軍籌集物資起到關鍵作用。那時巍山的回族普遍都養有騾馬，少者一匹，多者上百匹。僅小圍埂一村就有厚義鍋頭、石磺龍鍋頭、馬朝珍、蔡發春四大馬幫，400多匹騾馬，加上村中的馬幫，共有2000多匹騾馬，來往永昌、騰越、緬甸、昆明馱運物資、做生意，資助大理政權。正如故事所述，當時巍山的石磺、生鐵、煙絲、土堿，像以往一樣源源不斷地靠馬幫馱運到緬甸，換回布匹、棉花、緬刀、鑼等軍需物資，供應義軍。巍山回族的鐵廠和各種手工業作坊，自然成為義軍的兵工廠和後勤部。當時巍山的回族已把生死係在杜文秀起義軍上，把收入的大部分無償支援義軍。留存在民間的杜文秀撰聯，專有一聯詠馬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