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陸上絲路
阿拉伯人控製的城市，在與東西方貿易中已經發展成為著名的商業城市，尤其在與中國、印度的絲綢貿易刺激下，絲織業、印染業、陶器製造、玻璃器製造、冶鐵業等迅速發展起來。我們在這裏要特別指出，大食帝國一批重要的工商業城市的製造業和商業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與中國的貿易。在巴格達甚至開辟了專賣中國貨的市場，以滿足人們對中國商品的狂熱追求。杜環《經行記》就曾記載恒羅斯之戰後他曾經流落巴格達，在那裏目睹“郛廓之類，裏閈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物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密為盧舍，有似中國寶輦。每至節日，將馱貴人。玻璃器皿，鍮石瓶缽，蓋不可數算。粳米白麵，不異中華。……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洮，織絡者，河東人樂陽，呂禮。”（杜佑《通典》卷193）可見當時中國與阿拉伯之間貿易的興盛。
在阿拉伯大食帝國富強的支柱商業貿易中，連接中阿貿易的絲綢之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從公元7世紀起至13世紀，大食帝國與中國一直保持著極為密切的經濟文化關係。為了發展這種關係，大食帝國的哈裏發統治者對於貿易路——絲綢之路給予了足夠的重視。阿拉伯人優先經營東方大道，即通往中國的絲綢之路。因為中國的絲綢、棉布早在亞曆山大時期就是通過絲綢之路輸入西方的主要商品。對這條大商路的經營，阿拉伯人是以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格達為起點，穿過伊朗高原的雷泥沙不兒、麥什特、謀夫等工商業中心，然後經布哈拉、撒爾馬罕到中國西域南道的商業中心喀什噶爾（古代疏勒），由此進入中國內地，從河西走廊來到黃河流域。阿拉伯人將大商路發展成一套嚴密的道路係統，以適應商業的需要。在這些商路上，阿拉伯人為商隊設立了宿舍和驛站，開掘了水井，設立換馬站。在倭馬亞王朝時期，大食帝國的驛站已經達到1000個。
優良的貿易商路上，無數商隊湧向東方，絲綢之路上時時傳來陣陣駝鈴聲。
從公元7世紀上半葉開始，穆斯林商人們沿著這些貿易路大批進入中國。中國的西北諸省和首都長安，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首先大規模聚居的地區。貞觀六年（632年），長安城的阿拉伯商人首先建起的一所伊斯蘭教寺院。《太平廣記》裏記載的“西胡”實際上就是這些阿拉伯大食商人。這說明當時在長安已經有了阿拉伯人的社區。經商居留西北諸地的穆斯林商人大
部均循陸路絲綢之路而來。
這些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在中國經商致富，在當地頗有勢力。《太平廣記》卷102曾記大食國胡商以4000萬貫買珠的交易。像這樣富有的穆斯林商人在該書中引錄的有40多條。唐朝中期，居留中國的阿拉伯商人日益增多，如在廣州，公元879年黃巢攻陷該城時，死亡的伊斯蘭教、祆教、景教教徒達12萬人，其中又以阿拉伯商人為主。穆斯林商人在當時掌握著大量財富，人口繁多，形成社區，有的五世而不返，生齒日眾。有的還在中國做官，如大食人李彥昇，名噪一時。這些沿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並融進中華文化的穆斯林，便是孕育出13世紀以後形成的回族族源的重要一支。
著名的波斯詩人薩迪的名著《真境花園》書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巴格達商人向作者親訴他到中國的“淘金夢”：
“我認識一個商人，他有150頭馱貨的駱駝。40個跟從的奴隸和仆人。有一天晚上，他在波斯灣凱希島上他的住宅內招待我，我們接著談了一整夜。他說‘在土耳其斯坦，我有這樣一個貨棧；在印度斯坦我有那樣一批貨物；這個是某大莊園的抵押契單；那個是某某個人商號的債券，’接著他說：‘……啊，薩第，我想再做一次旅行。這個願望實現以後，我就從此隱退，不再經商了。’我問道：‘什麼旅行呢？’他答道：‘我準備把波斯的硫磺運到中國去賣，據我所知，硫磺在那裏可以售的高價；然後我再把中國的陶器運到希臘；把希臘的或威尼斯的錦緞運到印度；再將印度的鋼帶到阿勒波；把阿勒波的玻璃器運到也門；然後帶著也門的條紋衣料，回到波斯。此後，我將放棄國外貿易而退居於一所大商店裏。’”（見湯普遜《中世紀社會經濟史》第15章）像薩迪敘述的這個巴格達商人的夢想，在當時幾乎是所有阿拉伯商人的夢想。因為中國的絲綢、陶瓷、金銀器、藥材、工藝品已經成為他們經商致富的財源象征，誰能到中國經商，誰將成為巨富。
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越來越證明，在中國與阿拉伯的經濟文化交往中，絲綢之路的亞洲陸上商路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尼沙不兒，德黑蘭附近的賴依出土有唐五代越窯青瓷和唐長沙窯彩繪盤，在埃及的福斯塔特和阿巴斯朝古都薩馬拉成批的出土唐陶瓷碎片。伊朗境內的9～13世紀的出土瓷器幾乎遍及全境，其中有不少唐瓷。絲綢之路沿途的長安、蘭州、涼州、酒泉、吐魯番、和田、疏勒等地不斷發現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阿拉伯金幣、
銀幣，阿拉伯仿波斯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