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計”裏麵有兩條計策，叫做“渾水摸魚”、“趁火打劫”，這兩條計策，是在混亂局麵下謀取利益，進而奪取勝利的戰術。在曆史上，出現過很多混亂的局麵，但是在局中的人，卻往往隻是進行混戰，並沒有抽身出來總覽全局，所以，大多數人都成了混戰中的犧牲品，而最後勝出者，往往是能夠及早醒悟，並且抓住局勢關鍵的人。
最混亂的局麵，除了戰爭，就是內訌，這是中國古代政治場上頻頻上演的兩大劇目。如果把這種混亂當作一個博弈的對局，也許我們能把混亂的時代看得更加清楚。
有時候，博弈對局並非在兩個競爭者之間展開，而是存在一個多元的博弈，參與者是多方的，各自的利益不同，各自的地位、占有的資源也不同，相同的，隻是在這場多元博弈中的最終目標。比如說，群雄逐鹿，群雄之間互相爭戰不是一個目的，那隻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最終的目的是稱霸，是消滅其他對手，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其他的多元博弈也大致如此，隻要對這場對局的共同目的有個清楚的認識，然後分析各方的長短優劣，那麼，這場多元博弈的鏡像就可以成為我們眼中的博弈案例。
清朝康熙年間，各位皇子圍繞著皇位繼承權進行的爭奪，就是一場最好的多元博弈表演賽。
可乘之局，皇位繼承製的漏洞
繼承人問題，向來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敏感問題，很多英明的皇帝也在這樣的問題上犯過嚴重的錯誤，比如唐太宗。為什麼繼承人問題會成為如此棘手的政治難題？
因為繼承人的選擇，是按照中國的皇權體製決定的，皇權的國家隻能選擇專製體製，而且還是高度集權的專製，在這種專製的情況下，隻能按照權威的意誌或者出於強勢的社會習慣來選擇繼承人，而不能進行真正意義上的選拔，更不要說通過競選的方式讓有才能、有德行的政治家繼任了。
在中國的傳說時代，有過堯舜禹之間的“禪讓”製度，據說那是完全不按照血緣關係，隻依據才能選擇繼承人的辦法，但自從大禹的兒子夏啟即位之後，就確立了“家天下”的體製，此後出現的“禪讓”，隻是野心家為了迅速上位而進行的掩耳盜鈴的表演而已。
一個專製的皇權國家，要怎樣延續其統治的長久？從長遠的角度來說，當然是要進行得人心的統治，獲得最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然而，從短期的角度來看，統治壽命的長久，直接和統治者的子女多少有直接關係。
這是一個看上去很荒唐的事情，一個國家，要靠皇帝兒子的數量來決定命運的長短，這就和一個動物種群是要依靠雄性動物的多少決定延續性一樣。這是文明社會的一種悲哀——依靠最原始的方式，來決定最文明的命運！
這種靠兒子延續江山的製度，經過不斷的積累創新，最終形成了具有理論色彩的“嫡長子繼承”製度。所謂的“嫡長子”，就是正妻所生的長子，側室和小妾所生的兒子就算年紀比正妻所生的長子大，也不能擔當這一稱號。
這種規定十分可笑，既然必須要正妻所生的孩子才叫嫡長子，側室和小妾生的兒子不算數，那麼，為什麼那些皇帝、大臣還要擁有那麼龐大的後妃妻妾群體呢？這本身就是對其他兒子的一種壓製和歧視，所以它雖然做出了繼承權的明確規定，但一直都受到那些並非嫡出的兒子們的抵製和仇視。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嫡長子繼承製，是西周時期就已經初步確立的，然而，從西周開始的長達兩千多年的皇權時代裏，嫡長子繼承製度一直受到衝擊，而且那些並非嫡長子繼承皇位的人，在曆史上的功績遠遠超過順利即位的嫡長子們。
一般來說，使用嫡長子繼承製的多數是深受漢文化影響的王朝，而那些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則傾向於選拔最有才能的皇子繼承皇位。但是，由女真後裔的滿族建立的清朝，卻早在第四位皇帝康熙統治期間，采用嫡長子繼承製的辦法來確立繼承人，結果引起了王朝內部的軒然大波，也由此展開了一場父子兄弟之間的多元博弈。
應該說，康熙采用嫡長子繼承的辦法，是一種大膽的嚐試。嫡長子繼承製雖然在漢文化內部擁有悠久的曆史，但是對清朝而言，則是一個新生事物。
滿族本身並沒有形成固定的權位繼承製。清太祖努爾哈赤建立金，稱汗。他在生前發布諭旨明示，在他死後，他的汗位由八大貝勒共同議定，而不由他本人生前指定。他死後，經八大貝勒的明爭暗鬥，四貝勒皇太極即汗位，是為清太宗。皇太極建立大清，稱皇帝。他不幸突然死亡。關於接班人，死前他沒有留下片言隻語。經過激烈的鬥爭，皇太極之子、當時年僅六歲的福臨即位，是為順治帝。
順治死前，皇位的繼承沒有經過滿洲貴族會議討論，而是由孝莊皇太後同順治商量，用遺詔決定由年僅八歲的玄燁即位，沒有立長子福全。原因很簡單，因為玄燁出過天花，而福全沒有出過。當時天花幾乎是不治之症，而順治皇帝也因為天花而身亡，這種立儲原則，也是不得已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