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酷吏基本上是按照武則天的旨意行事的。武則天“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扶持酷吏的目的，是要讓酷吏用法律的武器去誅鋤異己，鏟除政敵。而酷吏大體上也都有揣時希旨的本領，“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執法不撓”，“務在誅夷”。不僅懲治武則天的政敵，就連“逆黨親屬及其交遊有涉嫌疑”者，也“莫不窮捕考校”。
為了懾服罪犯，他們往往“竟為訊囚酷法”；“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棒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其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
據說周興、索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來俊臣所破千餘家，丘神亦破千餘家，吉頊等破三十六家，“親故連累鼠逐者千餘人”。酷吏的這些做法，沉重地打擊了武則天的反對派，從根本上削弱了他們的勢力，為武則天改朝換代、鞏固政權掃除了障礙。武則天的大臣朱敬則說，武則天開告端，用酷吏，“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新唐書》的作者說，武則天因酷吏以自肆，“不出幃闥，而天命已遷”。《舊唐書》的作者也說武則天因酷吏坐移唐鼎，“天網一舉而卒籠八荒”。這說明，酷吏在武則天稱帝前後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幫助武則天誅殺政敵。再者，酷吏的衰亡也與武則天有很大的關係。武則天兩度重用酷吏，隻是為了消滅政敵，維護自己的統治。所以，她不允許酷吏有其他“越軌”行為，尤其是政敵被殺、政局穩定之後，武則天立即改變了對酷吏的態度，由重用變為抑製。隨著武則天態度的轉變，酷吏很快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史載天授二年（691年），武周政權剛剛穩定，武則天即貶殺了酷吏丘神、周興、索元禮和傅遊藝。丘神是以“謀反”的罪名被殺的。周興被告“謀反”，“詔宥嶺南，在道為仇人所殺”，索元禮“座贓賄”，列於獄中。傅遊藝“夢登湛露殿，旦而陳於所親，為其所發，伏誅”。
長壽（692～693年）以後，主要的反對派大體上已被消滅，“眾心已定”，武則天再次決定“尊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酷吏侯思止、來子珣、王弘義、郭霸、萬國俊等相繼死亡。萬歲登封元年（695年）十月，武則天下令減大理丞，廢秋官獄。次年，將用法寬平的徐有功擢拜為左台殿中侍禦史。神功元年（697年）六月，下《暴來俊臣罪狀製》，把來俊臣送上了斷頭台。就這樣，酷吏被武則天無情地拋棄了。
可見，武則天與酷吏的關係是複雜的，也是微妙的。在酷吏問題上，武則天的心理是矛盾的。從總體上看，她是反對濫刑，鄙視酷吏的，她要約法省刑，以“道德”化天下。但當她的統治受到反對派的嚴重威脅時，又不得不縱容酷吏，濫用刑法，打擊政敵。所以武則天隻是把酷吏當作消滅政敵的工具；而酷吏也隻是充當了“鷹犬”的角色。武則天並沒有把行政大權交給酷吏。此外，武則天在重用酷吏的時候也重用過許多“循吏”。因此，說武則天實行“酷吏政治”是很不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