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呂後爭奪封王權，就可以看出，所謂的封王，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家族親情問題，而是一個關乎政治的大事。同樣，劉姓還是呂姓為王，也不是一個製度規定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實力的問題。
事實上，經過呂後封王這場風波，漢朝的大臣和皇帝們都認識到，親王這個存在於皇帝與百姓之間的特殊事物，很有可能隨時轉變為維護政權的對立麵。對親王，不能一味地縱容，而是要運用權術加以限製，同時依靠實力對王侯的權力進行剝奪，那樣才能保證漢朝江山的穩固。
呂後專權以及分封諸呂為王，激起了劉姓諸王的強烈反對，王國勢力與專製皇權的矛盾，以劉姓諸王與擁劉大臣團結反呂的形式表現出來。呂後死，諸呂聚兵，準備發動政變。當時齊王肥的兒子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宿衛長安。他們暗約其兄齊王將閭領兵入關，共滅諸呂，由將閭繼承帝位。
劉將閭應約起兵，長安方麵派遣大將軍灌嬰出擊。灌嬰屯兵滎陽，與劉將閭相約聯合，伺機共伐諸呂。這時，劉章在長安與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協力消滅了諸呂勢力。群臣認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較可靠，估計不致出現類似諸呂弄權的嚴重問題。於是他們協議，舍齊王將閭而立代王恒為帝，即漢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繼統，地位本來不很鞏固。漢初所封諸侯王，到這時都經曆了兩三代的更迭，與文帝的血統關係逐漸疏遠，政治上已不那麼可靠。文帝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使列侯一概就國，功臣如絳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於文帝控製首都局勢，避免掣肘。其二，封諸皇子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為代王，於梁王揖死後徙封梁王。梁國是擁有一百一十餘城的大國，地理上居於牽製東方諸國、屏蔽朝廷的關鍵位置。其三，采用賈誼提出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舉足輕重的大國析為幾個小國，如析齊國為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七國，以已故的齊王肥的諸子為王。這樣，齊國舊地雖仍在齊王肥的諸子之手，但是每個王國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縮小，而且難於一致行動。袁盎、晁錯等對淮南王劉長驕矜不法，提出過削藩建議，文帝礙於形勢，沒有實行。
漢文帝初即位後的六年間，濟北王和淮南王先後叛變，雖然他們旋即被滅，但擁有五十餘城的吳王劉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跡。他收容中央和別國的逃犯，用為爪牙；又倚恃自己鎔山為錢煮海為鹽的富力，把國內的賦稅免掉，以收買人心。
文帝時一再發生王國叛亂。朱虛侯劉章和東牟侯劉興居雖有反呂之功，但他們曾有擁戴齊王將閭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對他們沒有以大國作為封賞，隻是讓他們各分割齊國一郡，受封為城陽王和濟北王。城陽王劉章不久死去。濟北王劉興居於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乘文帝親自擊匈奴時，發兵叛亂，欲襲滎陽，事敗自殺，濟北國除。文帝六年，淮南王劉長謀反，被廢徙蜀，死於道中。這些都預示著王國與中央政權的矛盾加深，是更大的叛亂的先兆。
文帝六年，聰明蓋世的洛陽少年賈誼上了有名的《治安策》，這是賈誼對當時國內形勢的全盤分析。賈誼說，當時的時事，有“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三，可為長太息者六”。其“可為痛哭者一”便是諸侯王的強大難製。
賈誼比喻道：“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他說的就是分封諸王的權力越來越大，已經不受中央控製的現實。他的比喻十分形象，正所謂尾大不掉，諸王本來是皇帝的手足，可是現在，手足龐大了，比身體還要強壯，這種情況，又怎麼算得上是健康呢？賈誼為這種情況開了一個治療的藥方：“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那就是說，分諸侯王的土地，以封他們的兄弟或子孫，這一來諸侯王的數目增多，勢力卻減少。
賈誼這個策略十分高明，在不動搖封王這一基本政策的基礎上，把分封的內容加以改變，讓更多王室成員可以享受到王侯待遇，但是每個人都分享不到很多的利益。這就好像有一個固定大小的蛋糕，以前可能隻有十幾個人一起分，而現在要有三四十個人來分，雖然大家都能吃到蛋糕，但是誰都不能吃飽，吃不飽就沒有力氣，就沒有能力和中央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