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日本政府向我國提供了1000億日元（相當於7億多美元）的“黑字還流”貸款，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國家資本短缺情況下，對經濟建設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在最近幾年的中日貿易中，中國逆差逐年消減，因此“黑字還流”貸款也就終止了。
中國式資本積累：
現代化建設需要大量資金，來開展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除了上述港台資本、跨國公司、日本“黑字還流”貸款以及世界銀行貸款外，中國在積累資本方麵還有很多自己的創新，最典型的就是電信行業的電話初裝費和交通運輸行業的機場建設費。
1978年，我國隻有電話交換機406萬門，電話機369萬部，普及率僅為0.3%，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10。1980年，我國擁有的電話機數相當於美國1905年、英國1947年、日本1958年的水平。國際通信更是緊張，不少外國人稱：“中國是沒有電話的國家。”
要加快發展通信，就必須解決資金來源問題。電話是高技術、高投入的產業，其發展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僅靠租費和通話費收回投資極其緩慢。當時，我國建設資金緊張，國家無法投入足夠的資金進行郵電通信建設，而郵電部門自身也沒有多少積累，於是電話初裝費應運而生。據國際電聯的定義，電話初裝費是“申請電話業務的連接費”。手機入網費就相當於手機業務上的電話初裝費。
征收市話初裝費政策對通信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七五”、“八五”期間，在國家進行投資體製改革、預算資金逐年減少的情況下，初裝費成為支撐我國通信網持續、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資金來源，全國約1/3的電話建設資金源於初裝費。初裝費不是“資費”，具體由財政部分管，每年為我國創造了200億元左右的財政收入。這大大加快了我國電信網的投資建設力度，使電信業連續多年超過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最快時甚至超過30多個百分點。我國的電話用戶從1979年的203萬戶增至1992年的1000萬戶，用了13年時間；到1998年的1億戶用了6年時間；再到2000年9月突破2億戶，隻用了2年時間。截至2010年5月底，我國電話用戶總數達到2.7億戶。我國僅用十幾年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幾十年的電信發展曆程，成為擁有世界第二大網絡規模的電信大國。
2001年6月30日，信息產業部宣布取消初裝費、入網費、附加費等。隨著這次市話初裝費的取消，我國在減輕用戶負擔、拉動內需、促進社會通信水平提高方麵，已經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陳東升認為，關於機場建設費、電話初裝費等收費項目，一直以來爭議很多，從個人觀點來看，這不失為一種國家資本積累方麵的創新。國家通過這些收費，快速積累的資本，完成交通、電信等方麵的基礎設施建設，肯定有它不合理的一麵，但也有它在特定時期的重要作用。
4.第二版本現代化的建設力量
新興產業工人：
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我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施，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突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一部分農民離開土地，到城市裏從事非農工作，“農民工”一詞應運而生。
自從“農民工”出現以來，對於它的研究一直沒有脫離“農民工是農民”的窠臼，製約了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因此，重新認識農民工的地位，把農民工界定為我國的新產業工人，對於加速我國建設小康社會具有重要意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生活中，農民工已經逐步成為我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對於擴大、加速我國產業化進程和農業結構的調整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走出對農民工的認識誤區，從宏觀政策上提高其地位和待遇，推動其向工人階級的轉化，有利於促進我國現代化的進程。
隨著戰後全球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我國港台等地也走過了勞動密集型的生產階段，開始進入資本技術密集階段。尤其是信息革命，極大地改變了生產體係在空間上的分布，為進一步的國際分工提供了便捷的條件。地域間工業化階段的時間差形成了全球製造業分工轉換和貿易格局。正是這個時候，我國加速對外開放，“亞洲四小龍”進行產業轉移，產業鏈條延伸至我國沿海，讓中國開始參與國際分工。自此，中國工業化的節奏如快馬奔騰。改革初期，農民自發創造的鄉鎮企業是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主體，而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直至加入WTO，外資快速登陸中國沿海城市，建立了製造業的世界工廠，吸納了數量極大的農民工進城，農民工占到采掘業和建築業勞動力的80%，加工製造業的68%，第三產業的52%。成為第二、三產業的主力軍。中國工業化進入了農民工時代。
知識分子：留學生：
現代化建設不能隻有產業大軍，還必須擁有一大批知識分子，他們必須通曉先進技術、科學知識，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必須了解如何建立市場經濟體係，對歐美社會經濟發展有著深刻的認識——留學生就成了這方麵的重要力量。
眾所周知，我國比較正規意義上的留學教育僅有一個半世紀多一點兒的曆史，卻出現了三次頗有影響的留學大潮。第一次留學潮出現於清朝後期的20世紀初。該次留學潮求思求變，是1894年甲午戰爭後中華民族覺醒的重要標誌，直接為辛亥革命奠定了人才和思想輿論基礎，隨之而來的是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的勝利，共和國的旗幟首次在中國的大地上高高飄揚；第二次留學潮出現在“五四”運動之後，大批學生被派到前蘇聯、東歐國家學習，是中華民族又一次民族覺醒推動的結果，客觀上促進了共產黨的創立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隨之而來的是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第三次留學潮則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是改革開放，即中華民族第三次民族覺醒的產物，為中國人真正走向世界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人才和思想的保證，鄧小平確立的改革開放戰略之所以大踏步邁進，留學生是重要支柱之一。
三次留學潮伴隨著三次民族覺醒和三次重大社會變革，也湧現出了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三位曆史偉人。其中孫中山、鄧小平本身就是留學生，毛澤東雖然沒有到國外留學，但他是“五四”時期留法勤工儉學的積極倡導者和支持者，一向對留學生抱以厚望和特殊的尊重。三次留學潮幾乎都和中國近現代史以及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相伴相隨。
如果將三次留學潮加以比較，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即第三次留學潮規模空前、影響巨大，遠非前兩次留學潮所能比，具有劃時代意義1978年的改革開放拉開了第三次留學潮的序幕。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在聽取清華大學的工作彙報時明確指出：“我讚成留學生的數量要增大……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鄧小平的指示吹響了青年學生走向世界的號角，迎來了中國曆史乃至世界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留學大潮。經過近30年的曲折發展，中國有80多萬人到國外留學，遍布103個國家和地區，湧現了一大批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卓越人才。
留學生已經成為中華民族複興和中國連接世界的生機勃勃的方麵軍。如果從中國留學史的視角去觀察，這次留學潮不僅大大超越了前兩次留學熱潮，而且還呈現出一些新特點。留學生真正成了聯結中國和世界的紐帶。大批留學生學成回國，迅速成為推進社會全麵進步的生力軍，在各行各業散發出勃勃生機。活躍在各地的留學生創業園，集先進的技術、管理、資金、產品、物流於一體，有力地推進了現代化的建設。在北京中關村的高科技園區中，歸國留學生是核心。各大專院校的歸國留學生則是難得的教學和科研骨幹，一些新興學科和先進的實驗室，多數由留學生主持，而長江學者和特聘教授當中，歸國留學生占八九成。在科技戰線上，歸國留學生幾乎起主導作用。
總而言之，留學生對中國的影響已經惠及教育、科技、學術、文化、政治、經濟、法律、金融、通信、交通等許多領域，可以說是全方位和劃時代的。
今天的世界和中國：
在陳東升看來，今天的世界不再是過去的意識形態裏兩大陣營的線性社會，而是一個互相滲透、高度融合的混合體，網絡的普及使得世界越來越像一個村。穀歌等新興技術的出現使獲取知識和信息變得非常便利、成本低廉，這意味著精英階層的消解以及世俗階層的形成。
經濟全球化的概念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去是國與國之間基於資源稟賦差異進行貿易，而現在是看一個公司的全球競爭能力，公司的力量在崛起，民族、國家的概念將逐步被淡化。
中國是政府主導的、轉型的、開放的經濟體，是最大的新型工業化國家。
目前的中國正處於工業化的延伸期，城市化的高峰期，服務業的轉型和崛起期。未來，中國的服務業會迅猛發展，沒有服務業就難以形成中產階層。現在中國新型中產階層向海外移民成為一個風潮，這是倒逼機製。因此，有人呼籲將個人所得稅征稅點提高，通過各種機製，形成有利於中產階層成長、穩定的社會格局。
但現在中國麵臨的一個難題是：人口紅利消除後，經濟該如何發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鄧小平打開了市場經濟的潘多拉盒子，市場經濟在中國已經沒有回頭路了，這將繼續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經濟、政治格局。
陳東升曾寫過一篇探討中國全麵和平崛起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認為，中國的全麵和平崛起首先是經濟的崛起，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層麵就是金融的崛起，其次是文化的崛起與軍事的崛起。所謂的新興工業國，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就是解決人們的吃、穿、用、行和居住等物質層麵的問題；再往上的問題就需要服務業來解決，也就是要解決人們精神上的需求。真正的服務業是什麼？如金融、養老、醫療、休閑、娛樂、教育與文化。但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產業在中國基本上都處於幼稚階段，而這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巨大的機會。
中國的崛起是世界上最大的變數——有可能形成新的社會秩序，從而會影響和改變以歐美為主導的舊的西方國際秩序和體製。但未來的世界結構和秩序是什麼樣，還需要觀察。
陳東升認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成功的核心是在政府的主導下，在宏觀上進行價格改革，初步形成和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係（特征是以市場配置資源、要素市場化），建立了混合所有製經濟體；在微觀上進行產權和所有製改革，形成和建立了現代企業製度。中國經濟改革是國家市場主義的勝利，但終極目標是要建立社會市場主義，即公民社會、民主社會。
但是曆史不是割裂的，而是一脈相承、對立統一的。不能用空口號嘩眾取寵講政治改革。鄧小平說過，改革是否好，要看是否符合國情民情，是否有利於國家安定、民族團結，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中國現在建立一個高度法治國家，比建立一個高度民主國家更急迫、更重要。民主是需要很多條件的，如果沒有作好準備就實行盲目的民主，就有可能導致“拉美現象”，即在經濟高速成長的過程中形成的四種奇特的現象：貧富差距巨大，窮人沒有錢消費，富人有錢但不需要消費；經濟高度外向化，國家經濟命脈等核心產業被外國資本控製；過早實行民主製度；貪腐成風。
不論是做嘉德拍賣，還是做泰康人壽，率先模仿、謀求創新是陳東升一貫的作風。他所說的“模仿”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機械模仿，而是一種主動自覺的模仿，照最好的葫蘆畫瓢，並結合當地市場的具體情況進行本土化創新。目前，他又積極進行“金融服務”的模仿和創新，以期實現從“評500強”到“創500強”的曆史性跨越。另外，陳東升認為，中國是政府主導的、轉型的、開放的經濟體，是最大的新型工業化國家。
目前的中國正處於工業化的延伸期、城市化的高峰期、服務業的轉型和崛起期。未來，中國的服務業會迅猛發展，而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