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前途是向後看的，個人的前途是向前看的。看看學生就知道三十年後的中國是什麼現象。如果他品德良好，道德高尚，愛國，三十年後國家就有希望；如果看見這個小朋友很愛國，很有禮貌，很有道德，那麼，三十年後的中國人是了不起的中國人。否則看著他怠惰、自私、傲慢、無禮、沒有水準，就知道三十年後的中國就是那個樣子。我們今天要雪恥圖強，力爭做得更好。不要丟了祖宗的臉，不要丟了我們漢唐先烈的臉。
愛國是很具體的。我的學校門口有個標語：“離開校門一步，肩負忠信榮辱。推而大之，離開國門一步，肩負全國榮辱。”一口痰吐在中國是小事，一口痰吐在外國，你就丟了中國十二億同胞的臉，因為你代表十二億中國人，而不是你個人，你千萬不要以為“好漢做事好漢當”，你錯了；你做不到；你不夠資格當！所以，每個同學的一言一舉都要注意。高老師回到國內，看到不順眼的要講要罵，要批評要建議，但是我離開了大陸回到台灣，不會講大陸一句壞話。他們問：大陸好嗎？我說好得不得了！太大了，太棒了。到了美國就說中國人偉大得不得了，絕對不會丟中國人的臉，一句對中國的批評也沒有。
我為社會可以做點什麼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1828年—1910年）在其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這樣寫道：“上帝賜予了歲月，上帝賜予了力量；歲月與力量都貢獻給了勞動，而報酬就在勞動本身。”
實際上，以托爾斯泰的家庭出身，他根本用不著靠勞動來換取生活資料和生存條件，但他之所以如此推崇勞動，是因為他看到了勞動在培養人的完美天性方麵，有著比“養家糊口”的目的重要得多的意義。
舒乙先生曾回憶其父說：老舍每天都堅持寫作，“與其說是愛好、興趣、習慣，不如說是規矩”，“不管腦子裏有沒有靈感，有沒有詩興，必須伏案，必須硬寫。”
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堪稱文學天才，誰也想象不到在天才的背後，還有常人難以想象的勤奮，這一“內幕”也許要讓不少文學愛好者望而卻步。
實際上，真正的文學巨匠和藝術大師都是這樣勤奮的，比如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1854年—1900年）所言，“大作家們的生活是特別的沒有滋味。他們完全蒸發在自己的書本裏，一點什麼都不留給生活。”
美術家韓美林在自己工作室的牆上貼了一副對聯：“英雄笑忍寒天，上牙打下牙；好漢不怕茹饑，前心貼後心。”他還對學生講，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你得忍無可忍的再忍，難舍難分的再舍。
寒冷、饑餓、忍耐、割舍等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考驗，不隻是在戰爭年代或困難時期才會遇到。有人形容某些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一杯茶，一支煙，一張報紙看半天”，那是在“休閑”，不能叫做勞動。真正的勞動，哪怕隻是為了完成一項普通的任務，有時也需要付出非凡的心血。
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趙忠祥曾一度從屏幕上消失：“當時的境遇與艱難，現在回想起來，就像船正劃得好好的，突然不知什麼原因落水一般。”他回憶說：“我不甘心消沉，也不甘心就此銷聲匿跡。我就像一條遊在海裏的鯊魚……由於沒有鰾就必須一個勁兒遊，否則會因為沒有浮力而下沉。”
趙忠祥打的這個比方很好，它反映了一種對於生存危機的深刻警惕——如果不努力，不一個勁兒地遊，那麼就沒有足夠的浮力，就要落後，就要下沉。這種危機，小而言之是個體的求生本能，大而言之，則是對整個人類生存狀況的憂慮。
上麵所列舉的中外名人的言行，向我們展示了他們關於勞動的一些深刻理解和感受。在學習社會發展史的時候，我們懂得了一個被人類社會發展實踐證明了的真理：人類通過勞動從猿進化到人，勞動創造了人本身。當然，我們也看到，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後，出現了剝削階級，他們不勞而獲，坐享其成，勞動不再是他們生活中的必須，而變成了他們的身外之物。不過，也正是由於這些剝削階級遠離了勞動，從而使他們無論是肌體還是精神都不可避免地開始退化、萎縮，進而導致他們所在階級的群體性腐敗、沒落，最終不得不相繼退出曆史舞台。
當今社會，我們每個社會成員，無論所在的環境、所受的教育、所處的地位等因素有多麼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人都再也不能“不勞而獲”，人人都沒有權靠剝削他人而生活。換句話說，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通過正常的途徑，發揮我們在長期學習和實踐中積累起來的才幹，認認真真地、實實在在的“幹點什麼”。具體來說，這“幹點什麼”至少有三個方麵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