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開封的一條小街上發生火災。有些無賴竟然戲弄起包拯來。他們追到包拯麵前，問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還是到苦水巷取水？耿直性格的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現在要來破壞救火工作，下令把他們統統殺了。
包拯曾為了立太子的事，冒死直諫，公開對皇帝說，我已經老了，而且沒有兒子，如果認為我說得不對，也不要緊，反正不是為了自己想升官發財。幸而宋仁宗倒也過得去，沒有處理包拯，反而說，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說，宮內的親信宦官，權力太大，待遇太多，應該精簡人員和開支。這當然要得罪皇帝的親信左右，招來不測之禍。還好，皇帝說，“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包拯總算碰上了一位比較開明的宋仁宗。否則，早巳人頭落地了。這種剛正不阿的大無畏氣概，使當時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義感的臣僚，對包拯都很欽佩。歐陽修就欽佩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時甚至不顧有關規定和禮節，當麵斥問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們下不來台。歐陽修不讚成包拯這種作法，認為包拯剛直有餘，“思慮不熟”。其實，因循守舊、無所視事的宋仁宗時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這樣的人。這對於糾正時弊，總有好處。至於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終究認為包拯不夠理想，沒有提拔他當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職。包拯剛直，卻並不主觀武斷。他既善於調查研究，又樂於聽取別人的意見。他的臉上很少有笑容，但當別人指出他的錯誤時，卻能虛心接受。所以司馬光稱道他“剛而不複，此人所難也”。
包拯之主張改革朝政以利國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礎的。他始終認為，普通百姓是國家的根本，隻有老百姓日子好過了，不受貪官酷吏欺壓了，國家才能富強和太平無事。如果過分榨取，使天下蒼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那麼，不但國家不能富強，而且會造成官逼民反，動搖封建統治。他之所以主張改革，成為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淵源就在於此。一個人的功過曆史，要用自己的行動來譜寫。一旦自己的行為被實踐證明對社會、對人民有功有利，那麼，人民終究會給他以恰當的評價。這評價，恐怕不會以一些暫時的貶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為人民所歌頌與懷念，正是由於包拯一生的實踐，有利於社會與人民。這實踐，不僅是由於他為當時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於他個人的道德品質，確實有不少同時代人，甚至後來人難以企及之處。耿直性格的包拯不愧為值得肯定與歌頌的政治家、改革家與律專家。他為民請命的一生，將永遠使人懷念。
所謂“國難顯忠臣，家貧出孝子”。性格耿直者是不會管什麼年代的，都能憑著自己耿直的性格，為他的時代他的國家和人們撐起一片道義的藍天，讓命運因為正直而榮耀，因為耿介而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