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對“移民大柴湖”工程宵旰夜食，魂牽夢繞。特別表現在對庫區移民安置的關懷，並親自取定“大柴湖”這一名字。書中這樣描繪：
1968年深秋的一天，日理萬機的周恩來在中南海聽取長江水利委員會的同誌們彙報丹江口水庫移民工作，當他得知庫區移民顧全大局，舍棄家園，遷出庫區之後，臉上由衷地露出一絲微笑，囑咐彙報的同誌回去以後，要和地方政府一道多想辦法為移民重建家園創造條件，使他們早日恢複生產，安居樂業。當他聽說集中安置河南淅川移民的鍾祥大柴湖更名叫新建區時，眉頭微微皺了一下，用溫和而又略顯不快的語氣對彙報的同誌說：“新建、新建，幾十年後難道還叫新建？還是叫大柴湖好嘛！”就這樣，“大柴湖”的名字從此定了下來。
此後，周總理還多次向有關方麵了解大柴湖的情況，曾委托在湖北視察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到大柴湖看一看”，並從非常吃緊的國庫中撥出巨款支持大柴湖的建設……
大柴湖的名字，將世代相傳！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共和國的領袖愛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愛領袖。位居高層的各級領導者，對領袖的指示身體力行，貫徹落實。他們，以人民之憂而憂，以人民之樂而樂，同樣留下了傳世佳話。曾經被毛澤東譽為“長江王”的治水專家林一山，早在1953年向中央提交的《關於治江計劃基本方案的報告》中就強調指出，“移民工程不能單純視為過去的一般籌備工作，它應該是人民政府水利事業中一個新的規劃思想”。1965年4月21日，河南省省長文敏生、湖北省省長張體學欣然命筆，聯手寫下“河南管遷，湖北包安”8個大字。1994年，國務院決定，在全國實行《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7年5月1日，由60多人組成的荊門市扶貧隊伍，20多輛滿載著種子、化肥、農藥、水泥、石油、衣被、藥品、圖書和荊門全市人民深厚情誼的大卡車駛進了大柴湖；2000年，38支農村基層建設工作隊又開始進駐大柴湖，把扶貧扶到了田間，扶到了貧困戶、貧困人，共扶持現金及生產物資折款超過200萬元；2001年12月4日，國家水利部移民局局長唐傳利頂風冒雪，親自到柴湖視察；2002年8月，剛剛從隨州來到荊門上任的市委書記袁良寬就驅車來到大柴湖，察看圍堤和水利設施，走訪貧困戶；2003年歲尾，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鍾祥市委書記周鬆青，利用假期回鍾祥之機，沒顧上與家人團聚，便來到柴湖訪貧問苦，並對在建的扶貧項目逐一實地考察，督辦落實。這一樁樁、一件件，鮮活地描繪在文中的字裏行間，既洋溢著作者對國家領袖及各級領導者的崇敬心情，同時也把一幅宏闊的曆史場景再現在讀者麵前。
一部報告文學作品，寫事好寫，寫人難寫，特別是人物的性格和情感更難寫。寫單個人物這樣，寫群體人物尤其這樣，寫領導者群體人物更尤其這樣。移民工程是牽動著全社會神經的工程，是一項關於“人”的大工程。“人”的群體，就是一個大寫的“人”。作者全淅林，正是通過對這個“人”的認識，以自己的真情真愛細讀這個“人”，來描寫這個群體人物的性格與情感的。從而，引導讀者共同體悟到這個群體人物的人生真諦：全心全意為人民，真情摯愛對人民。在描寫領導者群體人物上，作者獲得了成功。在《移民大柴湖》中的毛澤東、周恩來、李先念、文敏生、張體學、林一山、賈誌傑、俞正聲、羅清泉、鄧道坤、孫誌剛、劉友凡、袁良寬、周鬆青等等，集合成了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真情摯愛對人民”的巨大形象。他們對柴湖移民的真情摯愛，作者在書中有兩段典型的描寫：
“2004年1月……俞正聲在省委、省政府召開的柴湖扶貧現場會議上動情地說：我們江漢平原，包括我們武漢周圍，幾十年的時間，漢江沒有大水，得益於丹江水庫。如果沒有柴湖移民的搬遷，就沒有南水北調工程的建設；如果沒有柴湖移民的搬遷，也就沒有漢江下遊數百萬人民的安居樂業。當時，他們到這兒來住的蘆葦棚，一人是300塊錢，直到現在還住在那種兵營式的房裏，幾十年啦，應該說我們對這些移民欠了賬，不把這些移民的工作作好，我們受益地區對不起他們，不把他們從貧困狀態中解脫出來，我們黨和政府是欠了他們情的。我們要帶著感情看待柴湖的問題！祝平同誌他們在這兒開了次會，我和清泉、道坤、誌剛、友凡又在這兒開會，這是想把欠的情彌補一下，爭取做得好一點。”
“2004年5月9日召開的湖北省中央直屬水庫移民工作會議上，省委副書記鄧道坤、副省長劉友凡的講話都多次談到柴湖移民問題。鄧道坤在回顧了丹江口水庫為社會帶來發展、為受益地區群眾帶來富裕後，與柴湖移民的困苦作了對比。他說：但移民呢？比如鍾祥市柴湖的移民，人平年純收入低於全省人平純收入的一半以上……在座的同誌們，追溯曆史，我們都是移民的後代，農民的後代……所以我們要聯係實際，帶著真感情，動真感情去做移民工作。隻要把感情問題解決了，困難就能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