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或許能找到一條生路
毛澤東說：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
柴湖移民自從當上移民那一天起，甚至從等待移民開始，便與這個“窮”字結下情緣，相互形影不離，移民等於貧困，貧困等於移民。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移民就開始思變，用他們的話說，“連做夢也在想著過上好日子，幹什麼都是想著為革命”。但經近20年的努力，“革命尚未成功”，仍然一身“窮”氣。據說，那時從丹江口水庫其他庫區遷移到武漢周邊縣的移民，因窮思變，變不了就集體到省政府去、到移民局去，要幾個錢回家過年。他們是沒有辦法，且無計可施，他們的舉動也無可非議，但柴湖移民因貧困集體上訪，不說到省裏，連縣政府的大門也沒有進過。他們靠背過秦巴大山的脊梁硬撐，艱難地走過“大呼隆”的歲月，挪著沉重的腳步，走入“大包幹”的年代，圍繞著8分田地思變。
1983年初，鄧小平出來說話：“農業要有全麵規劃，首先要增產糧食。”
此時，楊俊道首度出馬擔任柴湖鎮黨委書記，明確提出：“立足8分地，打好翻身仗。”但那個時候，實行計劃種植，種什麼都有指標任務，柴湖棉花種植麵積規定45000畝，移民植棉沒經驗，許多田塊地勢低窪不宜種棉，但又不能不完成種植任務，由於棉花產量低，所以移民“一年到頭忙種花，最後落個四百八”（當時以棉定糧，480斤是最低吃糧標準），種子、農藥化肥等生產費用開支後，落了個“忙”，啥也沒有了。
198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出台，農民有了自由種植的權力，柴湖鎮委即時大膽提出“什麼賺錢種什麼”的號召，並要求“挖魚塘，建豬房，村辦企業大開張”。
1986年，區委發出“三年脫貧，五年致富，十年騰飛”的總攻動員令，並列出了脫貧致富的時間表，力爭在1987年至1989年脫貧期內年人均純收入達到420元，在1990年至1994年致富期內年人均純收入從600元遞增到1200元，從1995年至2004年逐步實現年人均純收入3000元的小康目標。雖然這個時間表所列目標有時代烙印，亦不符合柴湖的實際，但是，宏偉的計劃，卻大大激發了移民們的積極性，黨的好政策，讓人放開了手腳，他們開始在8分田上探寶、掘寶。
挖出的第一塊“寶”，是“沙裏掏金”種中藥材麥冬。麥冬喜歡泥沙地，種植技術簡單，當時每公斤價格就在二三十元。率先種起麥冬的蘆席場、鄭家集、桑樹廟等村的人笑得合不攏嘴：“乖乖，麥冬賣了好價錢，麥冬秧子也是5角錢1斤啊！”桑樹廟人自豪地說：“家住桑樹廟兒，除了麥冬，沒啥兒。”盡管後來麥冬市場價格忽高忽低，不可琢磨，但“快了不攆，疲了不丟”的哲理讓他們不改初衷，依然決然地走在靠麥冬解困之路上。
開掘的第二塊“寶”是大蒜。柴湖的大蒜，主要是靠賣蒜苔賺錢，由於品種優，種植和抽苔方法的創新，蒜苔質量好、產量高。成熟早，大受市場歡迎。每到收獲季節，大批客商湧入柴湖，街道兩廂，公路兩旁，到處都是蒜苔交易市場，那些掛著山東、河南、陝西、北京、內蒙古、新疆、黑龍江牌照乃至全國各地的汽車，滿載著青脆的蒜苔從柴湖離去。一部分蒜苔還坐上飛機飛往國外，去到日本，到了韓國。
“家家種大蒜，戶戶都賺錢”。田坑村貧困戶田洪漢，原來窮得買油買鹽靠追趕雞子下蛋，現在一年蒜苔收入一千多元，也蓋起了新房。
移民的田地是有限的，他們不可能拿出更多的土地種植經濟作物，好在他們有種旱雜糧的傳統習慣，小麥、玉米、大豆立體種植，也能讓他們多收三五鬥，成為他們“土裏刨食”增產增收的措施之一。
1984年，丹江口水庫38萬移民幾乎同時得到一個消息，國家將要拿出3億元的巨額資金解決丹江口庫區移民的遺留問題。柴湖移民高興得跳了起來，借機“抽排另建”，實行內部疏散，騰出地方大力發展庭院經濟。紅英管理區移民新村就是在這次資金下達後組建起來的。
柴湖原有37個移民村，後來水電部長錢正英要武警水電部隊610柴湖農場帶頭歸還給移民2000畝土地，移民局撥出巨款和柴湖政府共同做移民的工作，將全鎮土地欠缺、最貧困的關山、石營、田坑、上頭、泉店的貧困戶近千人遷到這裏組建了新村。當時由於將宅基地和菜地合二為一，極大地促進了庭院經濟的發展。有位叫趙金華的移民，利用門前的園地育樹苗，僅此一項年收入就過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