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乳腺癌活動家來說，納爾遜之死是一個分水嶺事件。一群義憤填膺的來自乳腺癌防治協會的婦女在1994年12月5日不顧一切地闖入基因泰克園區，為納爾遜舉行15輛車組成的“送葬”遊行，車上載有她去世前戴著化療頭巾的畫像。婦女們高喊口號、大鳴喇叭，開車經過修剪整齊的草坪。患乳腺癌的護士格拉西亞·布弗勒本，是該協會最直言不諱的領導人之一。她把車停在主樓外，然後把自己銬在方向盤上。一位憤怒的研究員跌跌撞撞地從實驗樓中跑出來喊道：“我是研究治療艾滋病的科學家。你們為什麼在這裏？你們太吵了”。這樣的一通“聲明”，集中反映了科學家和患者之間巨大並不斷擴大的鴻溝。
馬蒂·納爾遜的葬禮喚醒了基因泰克麵對一個新的現實。憤怒上升到一個高潮，瀕臨惡化成一場公關災難。基因泰克別無選擇：它無法讓活動家們閉嘴，隻好被迫加入了活動家的行列。甚至柯德也不太情願地承認：“這是一個堅韌的群體，她們的行動是有道理的。”
1995年，基因泰克公司的科學家和高管組成的小型代表團前往華盛頓，會見全國乳腺癌聯盟（NBCC）的主席弗朗西斯·維斯科（FrancesVisco）。全國乳腺癌聯盟是由強大的抗乳癌活動家組成的協會，基因泰克公司希望該聯盟作為中間人牽線搭橋，居中協調他們和舊金山抗乳腺癌活動家的關係。曾擔任律師的維斯科為人務實、富有魅力而且通情達理，曾花了近十年的時間投身於乳腺癌動蕩的政治運動中。維斯科向基因泰克提出了一項建議，但她提出的條件是不容商量的：基因泰克公司必須提供一個赫賽汀的擴大施藥方案，該方案將允許腫瘤學家對臨床試驗之外的患者實施治療。而全國乳腺癌聯盟將充當中間人，聯係基因泰克和滿心怨恨又孤立無助的癌症病人。維斯科願意加入赫賽汀的第三期臨床試驗的規劃委員會，並利用全國乳腺癌聯盟的廣泛網絡，招募接受試驗的患者。對於基因泰克公司，這是一個缺失已久的教育。它學到的是：與其對乳腺癌患者進行試驗，不如與乳腺癌患者共同進行試驗（基因泰克公司後來把特許得藥項目外包給一個獨立機構，對方獨立運作的彩票係統進行經營：婦女們申請參與“贏得”被治療的權利，從而消除公司在道德上的艱難抉擇）。
學術研究人員、製藥行業和病人被一種致命的疾病聯合成了一個不穩定的三角力量。基因泰克公司下一階段的實驗是針對有轉移性Her-2陽性的數千名乳腺癌患者，進行大型的隨機研究，以對比赫賽汀治療和服用安慰劑的效果。維斯科利用全國乳腺癌聯盟龐大的郵件群發係統寄送關於治療的通訊。流行病學家凱·迪克森（KayDickersin）也是一名聯盟成員，他參加了該試驗的數據安全監測委員會。這一點強調了基因泰克與全國乳腺癌聯盟之間、醫學界和行動派之間的新型合作關係。一個全明星的乳腺腫瘤學家陣容被組織起來去開展這一試驗，包括斯隆-凱特林醫院的拉裏·諾頓、哥倫比亞大學的卡倫·安特曼（KarenAntman）、哈佛大學的丹尼爾·海斯（DanielHayes），當然，還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斯拉蒙。
1995年，基因泰克公司在這股它曾經長期抵製的力量的推動下，發起了三個獨立的第三期臨床試驗測試赫賽汀的效果。這三個試驗中最關鍵的一個，是標為“648”的試驗，它對新診出罹患轉移性乳腺癌的婦女進行了隨機的分配——隻進行標準化療與化療結合赫賽汀治療的對照試驗。648試驗在世界各地的150家乳腺癌診室展開，試驗將招收469名婦女，基因泰克為試驗投入了1500萬美元。
1998年5月，18000位癌症專家齊聚洛杉磯，參加美國臨床腫瘤學學會（AmericanSocietyofClinicalOncology）的第34次會議。在這裏，基因泰克公司將推出赫賽汀試驗的數據，包括648試驗的數據。5月17日，會議的第三天，數千名滿懷期待的聽眾擁入會議中心的一個中央圓形會場，參加一個關於乳腺癌Her-2/neu的特別會議。斯拉蒙被提名為壓軸的發言者。他既興奮又緊張，小胡子極具特色地抖動著，站上了演講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