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紀50年代晚期，法伯充滿了強烈的樂觀心態。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吉米基金會造訪的人可能目睹了一種與之有微妙不同的、複雜的現實。索尼婭·戈爾斯坦（SonjaGoldstein）兩歲的兒子大衛，在1956年通過化學療法治愈了維爾姆斯氏瘤。在她看來，這家診所一直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不定——“既美妙又悲慘……難以言喻的壓抑，同時無法形容地充滿希望”。走進癌症病房的那一刻，戈爾斯坦寫道：“我感到一種興奮的暗流，一種（持續的）就要看到曙光的感覺，盡管一再受挫，卻讓我依舊充滿希望。”
“我們走進一間大廳，牆上裝飾著紙板火車。到病房的途中有一個看起來很逼真的停止標誌，閃爍著紅、綠、黃三種燈光。（孩子們）可以爬進火車頭拉鈴，在病房的另一端是一個實物大小的汽油泵，上麵標著加油量和價格……我的第一印象是這裏有一種過分自信的裝飾，幾乎到了如精神病院一樣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這的確是一間精神病院，不過是由癌症構成的精神病院，就像一個沸騰的箱子，充斥著疾病、希望和絕望。大約四歲大的珍妮，在角落裏玩著一套嶄新的蠟筆。她的母親是一位迷人但易激動的女士，一直牢牢地盯著她，用像鉗子一樣的目光緊緊地護著孩子，盯著她彎腰挑揀各色的蠟筆。在這裏，沒有無意義的行為；任何事情都可能是一個信號、一個標誌或一種預兆。戈爾斯坦意識到，珍妮“患有白血病，因為黃疸住院治療。她的眼睛現在還是黃色的”。——這是突發性肝功能衰竭的征兆。和病房裏許多病人一樣，珍妮對自己的病情一無所知。她唯一關心的就是她深深迷戀的一隻鋁製茶壺。
“一個小女孩坐在大廳裏的手推車上，起初，我以為她的眼睛是被打成烏青的……兩歲大的女孩露西患上了一種擴散到眼睛後部引起出血的癌症。她長得並不漂亮，從第一天開始就哭個不停。黛比也是如此，她隻有四歲，是個天使般的小姑娘，臉色蒼白，由於病痛皺著眉頭。她和露西患的病一樣——成神經細胞瘤（neuroblastoma）。泰迪一個人躺在房間裏。我過了好幾天才鼓足勇氣走進去，因為骨瘦如柴的泰迪不但雙眼失明而且臉部畸形。他的腫瘤由耳後開始，逐漸吞沒到頭部的一側，阻礙了正常的生理活動。他通過鼻孔的管道進食，但意識完全清醒。”
在病房各處，有一些小發明和即興製作，這些通常是法伯自己的作品。因為孩子們常常很疲憊，不能走路，所以房間四處散置著小小的木頭手推車，方便患兒相對自由地四處移動。手推車上吊著化療用的靜脈輸液架，以便能隨時隨地開始化療。戈爾斯坦寫道：“我所見到的最淒慘的景象就是小手推車裏載著的孩子，腿或胳膊上緊緊地綁著輸液針，還有高高的輸液架和滴管。這些合成的效果就像一艘隻有桅杆卻沒有帆的船，在波濤洶湧的無邊海麵上孤獨地漂流。”
每天晚上，法伯會來到病房。他就像是船長，強力駕駛自己的無帆之舟駛過這片凶險未知的海域。法伯在每張床前停留，記筆記、討論病情，也常常嚴厲指示身後的隨行人員——住院醫生、護士、社工、精神病醫師、營養師和藥劑師。法伯堅持認為，癌症是一個“總體性疾病”。這種病不僅從身體上，還從精神上、社會上、情緒上緊緊咬住病人。隻有發動一場多方麵、多學科的攻擊，才有可能戰勝這種疾病。他把這個理念稱為“全麵照料”。
但盡管竭力提供了“全麵照料”，死亡仍然在病房中無情地蔓延。1956年冬，大衛求診的幾周之後，接連不斷的死亡襲擊了法伯的診所。白血病女孩貝蒂第一個死去。然後是四歲的珍妮，那個喜歡鋁製茶壺的女孩。接下來是患有成視網膜細胞瘤的泰迪。一周後，另一名白血病患兒阿克塞爾口中大量出血而死。戈爾斯坦觀察到，“死亡呈現出一種程式化的形態——父母出現在孩子的病房裏，正如他們之前可能定期幾天探視孩子一樣。一位護士把他們帶到醫生的小辦公室，醫生進來關上他身後的門。之後，護士送來咖啡。再然後，她遞給這些父母一個大的棕色紙袋，裏麵是（孩子）全部的遺留物件。幾分鍾後，我們散步回來，發現另一張床空了。就此結束”。
1956年冬天，在曆經了一番艱苦而長期的戰鬥後，索尼婭三歲的兒子大衛·戈爾斯坦在吉米基金診所死於轉移性維爾姆斯氏瘤。他生命的最後幾個小時是在氧氣麵罩下迷迷糊糊的抽泣中度過的。索尼婭·戈爾斯坦帶著她的棕色紙袋離開了醫院，紙袋裏裝著孩子的遺物。
但法伯並未悲傷失態。幾百年來，一直空空如也的癌症化療武器庫，現在已被新藥填滿。這些發現帶來了巨大的可能性：藥物的排列組合、藥量和給藥時間的變化，兩種、三種、四種藥物的療法實驗。至少在理論上，如果一種藥失敗了，還可以換另一種藥重新治療癌症，或者一種藥物組合失敗了，還可選擇另一種組合。法伯一直催眠般地告訴自己，這不是“結束”。這隻是全麵出擊的開始。
在醫院14樓的病床上，卡拉仍處於被“隔離”的狀態。她被關在一個涼爽、無菌的房間裏，在那裏，即使空氣分子都要通過幾十層濾網才能進入。她的衣服上滿是抗菌肥皂的味道。電視屏幕時明時暗。食物用托盤送進來，上麵標著表示勇敢、樂觀的菜名——“健身土豆沙拉”或者“基輔雞肉卷”，但是每樣菜嚐起來都像燒過了頭，沒滋沒味的。（確實如此，因為食物在送進隔離病房前必須滅菌消毒。）卡拉的丈夫是一名電腦工程師，每天下午過來陪在她的床邊。母親金妮每天機械地坐在椅子裏搖晃，就像我在第一天早上見到她時那樣。當卡拉的孩子們戴著口罩和手套過來看她的時候，她把臉轉向窗外靜靜地哭了。
對於卡拉來說，這些天身體上的隔離演變成了更沉重、更強烈的寂寞，心理上的孤獨比身體上的監禁更加令她痛苦。她說：“在最初的兩周，我完全退變成另一個人。進入隔離病房和走出去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
“我反複思考自己熬過這一切幸存的概率有多少。30%，還不到1/3。我常在夜裏重複這個數字。晚上我輾轉反側，凝視著天花板思索：30%意味著什麼？在30%的時間裏能發生什麼？我30歲了——大概是90歲的30%。如果在一場遊戲裏有人給我30%的勝算，我會下注麼？”
卡拉到達醫院的那天早上，我帶著厚厚一疊紙走進她的房間。那是化療同意書——允許我們立刻開始向她體內注入毒素，殺死癌細胞。
化療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大概持續一個月。快速持續地投藥，期望緩解白血病，但同時這些藥肯定也會殺死她體內的正常細胞。她的白細胞數量將如自由落體一般直線下降，一路降到零。在命懸一線的那幾天，她會處在現代醫學促成的生死邊緣：一種完全沒有免疫係統、對周圍環境毫無抵抗力的狀態。
如果白血病的確得到了緩解，那麼我們將用幾個月的時間來“鞏固”並強化這種緩解效果，那將意味著施行更多的化療，但藥量會減少，間隔會拉長。她可以出院回家，每周過來進行化療。鞏固和強化還需要八周，也許更長。
或許還會發生我留到最後才想說的最糟的情況。急性淋巴母細胞白血病有一個很惡劣的傾向，那就是它會隱藏在大腦中。無論通過靜脈注射給卡拉的化療有多麼強勁，都不能進到她大腦周圍的淋巴間隙和腦室中。血腦屏障本質上使大腦成為一個白血病細胞的“保護區”（這個詞很不幸意味著你自己的身體可能助長了癌症）。想要把藥物直接送入“保護區”，必須把藥物通過一係列脊髓穿刺，直接注入卡拉的脊髓液。可能還會用到全腦放射療法，用高滲透的X射線直接穿過她的顱骨，用來預防白血病細胞在她的腦中增殖。如果治療有效，兩年內，卡拉還要接受多次化療，來“維持”我們取得的療效。
誘導、強化、維持、治愈。用鉛筆畫的箭頭把白紙上的四個點連起來。卡拉明白地點了點頭。
我把未來兩年要用的各種化療藥物念給她聽的時候，她像小孩子發現了一段新的繞口令一樣，輕聲重複著這些名字：“環磷酰胺、阿糖胞苷、強的鬆、天冬酰胺酶、阿黴素、硫鳥嘌呤、長春新堿、6-巰基嘌呤、甲氨蝶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