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範內瓦·布什卻不為所動。1945年，他發表了一篇深深影響杜魯門總統的報告，名為《科學，永無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在報告中，他提出了和自己戰時研究模式完全相對的科學研究觀點，他寫道：“基礎研究，在研究時不考慮實際結果，其研究結果是普遍性知識，以及對於自然及其法則的理解。這種普遍性知識提供了能解決很多重要實際問題的方法，盡管它可能無法為其中任何一個具體問題提供完整、明確的答案……”
“基礎研究帶來了新知識，提供了科學的‘資本’。它創造了使實際應用項目得以立足的‘科學基金’……基礎研究是科技發展的領跑者。19世紀，建立在大量歐洲科學家基礎研究之上的‘美式機械創造力’，極大地推動了科技的進步。但現在時過境遷，如果一個國家隻能依靠別國來更新基礎科學知識，那麼它會在工業化進程中喪失先機，在世界貿易中失去競爭力。”
布什主張：方向明確、目標清晰的“計劃性”科學雖然在戰爭年代紅極一時，但並不代表美國科學未來的可持續模式。布什認為，即使是廣受讚揚的“曼哈頓計劃”，也得益於基礎研究的成果。的確，原子彈是“美式機械創造力”的產物。但是這種“美式機械創造力”是立足於對原子特點及所蘊含能量的基礎科學發現之上的。顯然，這些基礎研究並沒有以製造任何與原子彈有關的東西為目標。雖然原子彈誕生於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但從知性的角度來講，它深深根植於戰前歐洲物理和化學的研究。這個戰時美國科學界標誌性的國貨，從根本上說，是一件舶來品。
布什由這一切所得到的教訓是：目標導向的策略在戰時卓有成效，但在和平時期卻鮮見其功。“正麵攻擊”在戰地上有用，但在戰後，科學不能由命令主導。所以，布什努力推進另一種完全相反的科學發展模式，提倡賦予學者對自己的研究擁有完全的自主權，並優先開展開放式研究。
這項計劃對美國政府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1950年成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就是明確為鼓勵科學自主而建立的。正如一位曆史學家所述，它適時轉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布什式的）協調政府資金與科學獨立的偉大設計”。這種新的科學研究文化——“長期、基礎的科學研究，而不是單純地針對疾病治療和預防”——很快在國家科學基金會以及後來的國家衛生研究院中生根發芽。
對於拉斯克派人而言，這一矛盾讓人深思。他們認為，抗癌鬥爭恰恰需要那種在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行之有效的專注與純粹的奉獻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戰明顯地給醫學研究負載了過多的新問題和新的解決方法；它推動了新的複蘇技術的開發、對血液和冷凍血漿的研究、腎上腺皮質醇對休克、大腦及心髒血流作用的研究等。正如美國醫學研究委員會主席，A·N·理查德（A.N.Richards）所言，在醫學史上，從未有過“醫學、科學工作者這麼協調地合作”。
這種誌同道合的感覺，激勵了拉斯克派人士：他們需要一個抗癌的“曼哈頓計劃”。他們逐漸意識到不再需要等待癌症基本問題的解決就可以發動對癌症的全麵進攻。就像法伯當年沒有氨基喋呤在普通細胞中作用的知識，更不明白它在癌細胞中的效果，就已經進行了早期的白血病試驗。20世紀20年代，英國數學家奧利弗·海維塞德（OliverHeaviside）曾以玩笑的口吻寫了一個故事，描寫一位科學家在餐桌上沉思：“我是否應該因為不了解消化係統而拒絕吃飯呢？”對於海維塞德的這個問題，法伯可以加上自己的問題：我該因為尚未解決基本的細胞機理問題，就拒絕抗擊癌症嗎？
對於這種困惑，其他科學家也深有同感。為人坦率的費城病理學家斯坦利·黎曼（StanleyReimann）寫道：“癌症工作者必須明白他們全力以赴地工作不僅是因為工作‘有趣’，而是為了幫助解決癌症問題。”布什倡導的開放式、因好奇心驅使的研究——“有趣的”科學——已經僵化為教條。要對癌宣戰，就必須推翻這種教條。
首先，也是最具深遠意義的一步，就是組建一個專注於研發抗癌藥物的團隊。1954年，在拉斯克派進行了一番熱烈的政治遊說之後，參議院授權國家癌症研究所以更加明確的方向和目標設立一個研究化療藥物的項目。到1955年，初見成果，名為癌症化學療法國民服務中心（CCNSC）的機構已經全力投入運作。在1954年至1964年間，這家機構測試了82700種合成化學試劑、115000種發酵產品和17200種植物衍生物，每年對約100萬隻小鼠開展各種化學試驗，以尋找一種理想的藥物。
法伯雖感欣喜但依然缺乏耐心。1955年，他在給拉斯克的信中寫道：“這種熱情……這些化療的新朋友……的熱情是令人振作的，並且似乎是建立在真摯的基礎上的。”“不過，看起來仍然慢如龜步。看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這個樂享‘發現新大陸’的項目，有時感覺很無趣”。
與此同時，法伯開始加速進行在波士頓的藥物研究工作。20世紀40年代，土壤微生物學家塞爾曼·瓦克斯曼（SelmanWaksman）對土壤微生物世界進行了係統的研究，並提純了一係列不同種類的抗生素。（正如青黴菌株能產生青黴素一樣，細菌也能產生抗生素，與其他微生物進行“化學戰”。）在一種叫作“放線菌”的杆狀微生物中，就有這樣一種抗生素。瓦克斯曼稱其為“放線菌素D”。放線菌素D是一種巨大的分子，形狀像古希臘雕像，上麵有一個小的無頭“軀幹”和兩個展開的翅膀。瓦克斯曼發現它能與DNA結合並破壞DNA。它擁有殺死細菌細胞的能力。但不幸的是，它同樣也能殺死人體細胞，這就限製了它作為抗菌劑的用途。
但一種細胞毒素總是能激起腫瘤學家的興奮感。1954年夏天，法伯說服瓦克斯曼寄了很多抗生素給他，其中就包括放線菌素D，他想用這些藥在小鼠腫瘤上作一係列測試，以便把它們改用作抗腫瘤試劑。法伯發現，放線菌素D對小鼠有顯著效果。僅僅少量的放線菌素D就能使許多鼠類癌症消失，包括白血病、淋巴瘤以及乳腺癌。法伯滿懷期待地寫道：“我們或許還不能稱之為‘治愈之藥’，但也很難把它們歸為別的什麼。”
1955年，受到“治愈”動物效果的激勵，他開始進行一係列實驗以評估藥物在人體內的效果。然而，放線菌素D對於兒童白血病沒有效果。法伯並不灰心，他對275名癌症患兒用藥。患兒的病症中包括淋巴瘤、腎瘤、肌肉瘤以及神經細胞瘤等各種癌症。這種實驗對藥劑師來說如同一場噩夢。放線菌素D具有很強的毒性，必須在鹽水中充分稀釋；即使隻有微量滲出血管，周遭的皮膚都會變黑壞死。兒童的血管較細，藥物在他們體內往往由靜脈流入頭皮。
在這些早期試驗中，有一種癌症產生了反應，就是維爾姆斯氏瘤（Wilmstumor）。這是一種少見的腎癌。多見於幼兒，其治療方法是通過外科手術切除感染的腎髒，術後再對感染的腎髒床進行X射線放射治療。但用局部療法不能治愈所有的維爾姆斯氏瘤。在部分病例中，在發現病症時，腫瘤就已經轉移了，通常是轉移到肺。這時，再要治愈維爾姆斯氏瘤就很難，往往要連續用X射線轟擊並搭配各種藥物，但效果很難持久。
法伯發現，通過靜脈注射放線菌素D，能有力地抑製這些腫瘤向肺轉移，通常能產生持續數月的症狀緩解。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果X射線和抗生素都能獨自對抗維爾姆斯氏瘤的轉移的話，那麼把這兩者結合運用，效果會怎樣呢？1958年，他請朱利奧·德·安吉奧（GiulioD’Angio）和奧德裏·埃文斯（AudreyEvans）這一對年輕的放射線研究夫婦和一位叫唐納德·平克爾（DonaldPinkel）的腫瘤學家加入到這一研究項目中。幾個月內，這個小組確定X射線和放線菌素D有顯著的協同作用，彼此成倍地增加了對方的毒性效果。這種結合療法對患有轉移性癌症的兒童迅速取得了療效。德·安吉奧回憶：“在大約三周內，之前由維爾姆斯氏瘤轉移到肺部的腫瘤被完全清除了。想想一個人首次能理直氣壯、充滿信心地說‘我們治好了他’，多麼令人興奮！”
這些發現所產生的熱情很具有傳染性。盡管X射線和化療的結合並不總能產生長期效果，但維爾姆斯氏瘤是第一個對化學療法產生反應的、傳染性的固體腫瘤。法伯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願望，取得了由治療液態癌症到固態癌症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