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波士頓勇士隊，我希望。
一段寒暄後，愛德華茲開始了他所承諾過的“室內遊戲”。
愛德華茲：你見過菲爾·馬西（PhilMasi，勇士隊的球手）嗎？
吉米：沒見過。
菲爾·馬西（走進來）：你好，吉米，我是菲爾·馬西。
愛德華茲：什麼？是誰？吉米。
吉米（喘氣）：是菲爾·馬西！
愛德華茲：他在哪裏呢？
吉米：在我病房裏。
愛德華茲：哇，你知道嗎？就在你的病房裏，菲爾現身了。他是從伊利諾伊州的柏林市趕過來的。吉米，誰是隊中最好的全壘打擊球手呢？
吉米：傑夫·希思（JeffHeath）。
（希思走進了病房）
愛德華茲：那又是誰，吉米？
吉米：傑夫……希思。
吉米驚愕地還沒喘過氣來，棒球隊的球員帶著T恤衫、簽名棒球、比賽門票，以及棒球帽魚貫而入：埃迪·斯坦奇（EddieStanky）、鮑伯·艾略特（BobElliott）、艾兒·托覺森（EarlTorgeson）、約翰尼·塞恩（JohnnySain）、艾兒文·達克（AlvinDark）、吉姆·羅素（JimRussell）、湯米·福爾摩斯（TommyHolmes）。同時，一架鋼琴推了進來。勇士隊的隊員唱起歌來，吉米也隨聲附和，聲音高亢、熱烈，不過明顯不在調上：
帶我去看棒球比賽，
帶我跟大夥兒在一起。
給我買點花生和爆米花，
我不在乎是否回得了家。
愛德華茲演播室裏的人歡呼雀躍，有些人注意到最後一句歌詞的酸楚異味，很多人幾乎動容落淚。節目的最後，愛德華茲中斷了同波士頓的長途連線，停頓了一會兒，他降低了說話的語調：“朋友們，現在請聽好，吉米聽不到這裏的現場，對吧？……我們不會用他的任何照片，不會公布他的全名，他也不會知道這些。讓我們通過資助治療兒童癌症的研究，讓像吉米這樣成千上萬的罹患癌症的孩子能夠快樂起來。因為隻有通過研究兒童癌症，我們才能幫助成年人，並且在癌症初始階段就遏製住它。”
“我們了解到，現在小吉米最想要的是一台電視機，用它不僅能夠聽到，而且還能看到球賽轉播。今晚，請你和你的朋友們慷慨解囊，無論是25美分、幾美元、還是幾十美元，捐給吉米作為資助兒童癌症研究基金之用。隻要捐獻給這項偉大事業的總額超過20萬美元，我們就將親眼見證吉米擁有自己的電視機。”
愛德華茲的這段節目持續了八分鍾。吉米講了十二句話，唱了一首歌。“很棒”這個詞被用了五次。其間，吉米的癌症極少被提及。它就像這間醫院病房內的幽靈，潛伏在隱秘的背景裏。公眾的反應令人驚訝。當天晚上，甚至在勇士隊離開吉米的病房之前，捐助者就已經在兒童醫院的大廳外排起了長隊。吉米的郵箱塞滿了明信片和信函，其中一些信件的地址就簡單地寫著“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吉米”；有些人寄來的信件中夾著鈔票或是支票；孩子們寄來了25美分、10美分的零用錢；勇士隊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到1948年5月底，滾滾而來的捐款已逾23.1萬美元，超過了科斯特預定的20萬美元的目標。數百隻紅白相間為吉米基金募捐的錫罐被掛放在棒球場地的四周。劇院裏也傳遞著愛心錫罐，收集幾美分或幾十美分的零錢。在悶熱的夏日夜晚，身著球衣的少年棒球聯盟的隊員們也帶著錫罐挨家挨戶募捐。新英格蘭各處小城鎮都舉辦了“吉米日”。許諾給吉米的電視機——一台裝在木箱裏的12英寸黑白電視機，也已送達，被安裝在醫院病床間的白色長凳上。
1948年，對於高速成長、高速消耗的醫學研究界，能為吉米基金募集到23.1萬美元，雖然令人感動，但仍是不大的一筆錢。在波士頓，這些錢隻夠建造一座新大樓的幾個樓層，遠不夠建造一棟國家級的抗癌科研大廈。相比之下，1944年的曼哈頓計劃（theManhattanProject），每個月在橡樹嶺基地（OakRidgesite）的消耗就高達1億美元。1948年，美國人僅在可口可樂上的消費，就超過了1.26億美元。
但是，用金錢衡量吉米運動的精神，就錯失了它的意義所在。對法伯而言，吉米基金運動隻是一次牛刀小試，是建立另外一種模式的摸索。法伯認識到，這場針對癌症的運動很像一場政治運動：它需要偶像、吉祥物、形象和口號；它既需要廣告策略，又需要科研方法。任何疾病，想要提升到政治上的顯赫地位，就得進行推銷，正像政治運動需要推銷一樣。一種疾病，要想實現在科學層麵的轉變，首先需要政治層麵的轉變。
如果葉酸拮抗物是法伯在腫瘤學上的第一個發現，那麼這項“關鍵事實”便是他的第二個發現。這使他的事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其程度遠遠超過了從病理學家到白血病醫生的轉變。這第二個轉變——從臨床醫生轉變為癌症研究的倡導者，也反映了癌症本身的轉變：癌症從地下暗室浮現到公眾的聚光燈下，改變了整個故事的軌跡。而這一轉變，正是本書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