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的夏天，霍爾斯特德向華盛頓的美國外科協會提供了更多數據。根據術前患者腫瘤是否轉移到腋下或頸部的淋巴結中，他把病人分為三組。從他提出的生存分析表上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模式：60位腋下和頸部淋巴結無癌的患者當中，有45例乳腺癌患者術後存活超過5年，相當可觀；而40位具有這樣癌變淋巴結的患者當中，僅有3位幸存。
簡而言之，乳腺癌患者最終能否幸存，跟醫生對乳房進行多大範圍的手術，幾乎沒什麼關係，它隻取決於術前癌症在多大範圍內擴散。強烈反對根治手術法的批評者喬治·奎爾（GeorgeCrile）後來說，“如果一種疾病已經嚴重到必須要切除所有肌肉才能根除腫瘤，那麼這就意味著，疾病已經擴散到整個身體了”。這使得整個手術失去了意義。
但是，如果說1907年霍爾斯特德已經站到了這種認知的門口，那麼他還是斷然地選擇逃避，重彈自己的陳詞舊曲。他在一篇論文中提出：“即使沒有我們所提供的證據，我仍然認為，外科醫生對很多病例都有義務進行鎖骨上的手術。”但是這時，乳腺癌治療日新月異的發展令他筋疲力盡。試驗、表格、圖示從來都不是他的強項；他是外科醫生，不是記賬先生。他寫道：“對於乳腺癌，尤其如此——如果一位外科醫生有興趣提供最好的統計數據，那麼他大可自便。”這一論調按照霍爾斯特德的行事標準，幾乎可以說相當粗魯。這也反映出霍爾斯特德日益懷疑自己的手術結果能否經得起檢驗。他本能地知道，自己越來越難以把握這種不定形的疾病，對它的理解漸行漸遠。1907年的論文是霍爾斯特德的最後一篇，也是最全麵的一篇討論乳腺癌的文章。他期待一個全新的、開放的解剖學遠景，能讓他平靜地施展自己卓越的手術技能，而不用像現在這樣爭論來爭論去，對手術結果再三衡量。霍爾斯特德從未擁有過完美的臨床風度，他一頭紮進了與世隔絕的手術室和宅邸裏冰冷寬闊的圖書室。他把注意力轉向了其他器官——胸腔、甲狀腺和重要的動脈組織；在這些部位，他繼續進行傑出的手術革新。但是霍爾斯特德再也沒有寫過學術性文章來分析那以他賴以為名、宏大又不乏瑕疵的手術。
在1891年到1907年這狂熱的16年裏，根治性乳房切除術從最初巴爾的摩的悄然萌芽，發展成為全美各大外科會議的焦點話題，人們對癌症治療的探索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但也向後倒退了一大步。霍爾斯特德毫無疑問地證明了在技術上施行大範圍、精準的外科手術治療乳腺癌是可行的。這樣的手術，可以大幅度降低該種致命疾病局部複發的風險。但是，霍爾斯特德絞盡腦汁卻也無法證明的事實，更讓人深思。經過近20年的數據收集，在一次又一次會議中被吹捧、讚揚、分析、再分析之後，根治術在“治愈”癌症方麵的可靠性仍然未能完全確立。即使再多的手術，也並沒有帶來更有效的治療。
然而，這些不確定因素並不能阻止其他外科醫生采用激進的手術。“根治主義”成為了一種心理上的執念，深深地紮根於癌症手術中。就連“根治”一詞在概念上也是個誘人的陷阱。霍爾斯特德用這個詞，本希望他的手術能挖掘出深埋地下的腫瘤根源。但這個詞也意味著“激進”、“創新”、“大膽”，並且正因為這樣的意義才勾起了病人的想象力。畢竟無論男女，誰麵對癌症時願意選擇非根治性或“保守的”手術呢？
事實上，“根治主義”之所以會變成主流，不隻是取決於外科醫生如何看待癌症，也取決於醫生如何自我定位。一位曆史學家寫道：“由於沒有受到來自其他方麵的反對，因此也就沒有什麼能聚眾阻礙它的去路，於是根治性外科手術的應用很快固化為教條。”當英雄式的手術沒有達到預期時，一些外科醫生便開始完全推卸治愈癌症的責任。1931年，在巴爾的摩會議上，霍爾斯特德門下的一位醫生宣布：“毋庸置疑，如果手術操作幾近完美，那麼病情或許能局部治愈。而這也是外科醫生必須擔當的唯一責任。”換句話說，最好的外科醫生能做的，就是完成一場技術上最完美的手術。至於是否治愈癌症，則是其他人的問題。
“越是根除，效果越好。”在這種旗號下，手術朝著越來越無畏、激進的極端路線發展。這正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早期外科學的總體思路。在紐約，外科醫生亞曆山大·布朗希威格（AlexanderBrunschwig）發明了一項治療宮頸癌的手術，叫作“完全盆腔清除術”。這種治療法極其艱難且消耗體力，即使是最得霍爾斯特德真傳的外科醫生，也需要在手術中暫停休息、更換姿勢。紐約外科醫生喬治·派克（GeorgePack）的綽號就是“派克小刀”［“PacktheKnife”，名字仿照一首流行歌曲——《邁克小刀》（MacktheKnife）］，形容這位外科醫生好像與他最鍾愛的手術工具人刀合一，好像某種人首馬身的怪物。
此時，治愈癌症的可能性還為時尚早。1929年，一位英國外科醫生寫道：“從廣義上來講，手術的可行性取決於‘病灶是否能切除’而不是‘切除病灶能否治愈患者’？”往往是如果患者沒有死在手術中，醫生就會認為自己已經很走運了。1933年，一群外科醫生在一場冷漠的關於胃癌的討論會之後，得出結論：“阿拉伯古語有雲：沒治死許多病人的醫生就不能成為醫生。作為從事胃癌手術的外科醫生，我們必須謹記這一點。”
歸納出這樣顛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邏輯——要麼是出於極端的絕望，要麼是出於無可救藥的樂觀。在20世紀30年代，癌症手術的鍾擺絕望地在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搖擺。而霍爾斯特德、布朗希威格和派克仍堅持大範圍手術，因為他們由衷地相信這樣可以解除癌症的可怕征兆。但是，他們缺乏正規的證據，固守於自己的信念，一意孤行。因此他們的證據也變得無關宏旨，檢驗也難以進行。醫生們越是熱切地相信他們的手術初衷善良，就越是難以將其付諸正式的科學檢驗。因此，根治性手術的邏輯一直在原地轉圈，停滯不前，長達近一個世紀之久。
與根治性手術的誘惑力相比，那些不那麼激進的癌症外科治療手段雖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仍顯得黯然無光。霍爾斯特德的學生們開枝散葉，各當一麵，研究探索切除癌症的新方法。每個人都被“分配”了某個器官的研究課題。霍爾斯特德對其英雄式的外科訓練項目抱有極大的信心，他相信無論在哪個器官係統中，他的學生都能對抗和消滅癌症。1897年，在霍普金斯醫院的走廊上，霍爾斯特德攔住了一位年輕的外科住院醫生——休·漢普頓·楊（HughHamptonYoung），邀請他擔任一個新成立的泌尿外科的主任。楊以他對泌尿外科一無所知進行了回絕。“我知道你並不了解，但我們相信你可以學。”霍爾斯特德僅這樣簡短地回答後就走開了。
楊被霍爾斯特德的信任所鼓舞，開始深入鑽研泌尿係統癌症——前列腺癌、腎癌、膀胱癌。1904年，由霍爾斯特德做助手，楊成功地設計了通過切除整個前列腺治療前列腺癌的手術。盡管手術按照霍爾斯特德的傳統被命名為“根治性前列腺切除術”（Prostatectomy），但相比之下，楊的手術還是較為保守，並未去除肌肉、淋巴結或骨頭等其他組織。他保留了根治性手術中器官整體切除的概念，但並未掏空骨盆腔，也未除去尿道和膀胱（這種手術的改良方案至今仍沿用於切除原位前列腺癌，很多前列腺癌症患者因此得到治愈）。
霍爾斯特德的學生、外科主治醫生哈維·庫興，則致力於腦部手術研究。在20世紀早期，庫興已經發現了頗具獨創性的清除腦瘤的外科手術方法，甚至可以治療臭名昭著的惡性膠質瘤。這種腫瘤與血管混雜交錯，隨時會大出血；再例如腦膜瘤，它被腦中一些脆弱而重要的結構像鞘一樣包裹著。與楊一樣，庫興繼承了霍爾斯特德精湛的手術技藝——“緩緩地將腦組織與腫瘤分離，一點一點地操作，不斷用扁平擰幹的溫熱棉花墊控製滲血”。但是，他沒有秉承老師對根治性手術的嗜好。事實上，庫興發現腦瘤的根治性手術操作不僅困難，而且不可想象：即使外科醫生希望這樣做，也不可能切除整個腦部。
1933年，聖路易斯巴恩醫院（BarnesHospitalinSt.Louis）的另外一位外科手術創新者艾伐茲·格雷厄姆（EvartsGraham）首創了一種手術方法，即結合之前切除受結核感染的肺部手術，摘除了肺部腫瘤。格雷厄姆也保留了霍氏手術的基本精神：仔細地切除整個器官以及腫瘤周邊的大片組織，以防止局部複發。但是他盡力回避一些陷阱，抵抗住誘惑不去切除更多的其他組織，如遍布胸腔、主血管的淋巴結，或是氣管和食道周圍的連接筋膜，而隻切除了癌變的肺部，盡可能地保持病體的完整。
即便如此，外科醫生仍難以擺脫霍氏理論的影響，超越霍氏王國，他們對非根治性手術的嚐試大加鞭笞。如果手術不能不遺餘力地清除癌症，那麼它就會被鄙視為“敷衍的手術”。做這種敷衍的手術，就是屈從於“婦人之仁”這種往日的短見，而這也正是整整一代外科醫生都在力求摒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