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八、極端理念(1 / 3)

那位讚美這個場合,

可以讓他闡明深奧事物的教授,

靠近我,愉悅地指導——

“切除那個乳房。”

“抱歉,”我悲傷地說,

“但我已忘了如何手術。”

——魯道夫·費古奧爾勒(RodolfoFiguoeroa)

《詩人醫生》(PoetPhysicians)

結束了:她穿上衣服,優雅而輕柔地走下桌台,尋找詹姆斯;然後她轉向那位外科醫生和他的學生們,屈膝行禮——並低聲而清晰地請求,如果她有不當的舉止,請他們原諒。我們這些學生,全都像孩子一樣哭泣著;外科醫生把她攙扶起來。

——約翰·布朗(JohnBrown)

描述19世紀的一次乳房切除手術

威廉·斯圖爾特·霍爾斯特德(WilliamStewartHalsted)的名字與“根治性(激進)外科手術”的概念密不可分,但他本人未曾要求這項榮譽。相反,這項榮譽幾乎是不請自來地落在了他的頭上,就像刀片被默默遞到外科醫生的手中一樣。根治性手術並非霍爾斯特德的發明。他從前輩那裏繼承了這一理念,並將它發揮得淋漓盡致且邏輯完美,這使得“霍爾斯特德”這個名字不可避免地與這種手術連在了一起。

1852年,霍爾斯特德出生於一位富裕的紐約服裝商人家庭。從安多佛(Andover)的菲利普斯高中(PhillipsAcademy)畢業後,他考入耶魯學院(YaleCollege)。在大學,吸引任課教師和導師關注的,是他的運動能力,而非學術成績。他之所以進入外科領域,根本就是一種巧合。進入醫學院,並不是因為他非常想做一名外科醫生,而是因為他無法想象自己繼承父業去做一名商人。1874年,他被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CollegeofPhysiciansandSurgeonsatColumbia)錄取後,立即迷上了解剖學。這一興趣就像他日後許多其他的興趣一樣(包括純種犬和馬、上漿的桌布、亞麻襯衣、巴黎的皮鞋,還有完美的手術縫合),很快就成為一種令他迷醉的追求。他大口咀嚼著整本解剖學課本上的知識,書本讀完,他就將自己近乎貪婪的求知欲投向真實的病人。

70年代中期,霍爾斯特德通過資格考試,進入擠滿了外科病人的紐約市屬貝爾維尤(Bellevue)醫院,成為一名外科實習醫生。他穿梭幾英裏遠的紐約市區,奔波於貝爾維尤醫院和哥倫比亞大學之間,時間都花在了醫學院和外科診室。可想而知,臨近醫學院畢業,他已經精神崩潰。在布洛克島休養了幾周後,他重振精神,以飽滿的精力和熱情繼續自己的研究。他用英勇的奧利匹克式精神,拚命努力達到生理極限,隨之而來又是幾近崩潰的狀態。這種模式,幾乎成為了霍爾斯特德麵對任何挑戰的解決方式。他在進行外科手術、外科教育以及癌症研究時,也留下了相同的獨特印記。

霍爾斯特德進入外科的時候,正值該領域曆史發展的過渡時代。放血、拔罐、瀝濾和催泄,是當時的普遍療法。19世紀50年代年代,一位因術後感染而抽搐、發燒的婦女接受了甚至比當初手術更野蠻的治療。她的外科醫生洋洋得意地寫道:“我給她的雙臂各開了一個大口,並且切開了她的兩條顳動脈,讓血液同時從這些切口盡情流出,直到她出現抽搐才停止。”另一位醫生,在給一位肺癌患者開處方時寫道:“少量放血能帶來暫時的緩解,當然,這個手法不能經常重複。”在貝爾維尤醫院,“實習醫生們”提著“膿液桶”在過道裏奔走,桶裏病人的膿液也隨著濺灑出來;用羊腸線製成的手術縫合線用唾液撚抹後,掛在傷口處直接暴露在空氣中;外科醫生把手術刀插在口袋裏,到處晃來晃去;若是有工具掉到粘著血汙的地板上,就撿起來撣撣灰,再塞回口袋,或者就插進手術台上病人的體內。

1877年10月,霍爾斯特德暫時拋下這個充滿了清潔用品、放血器、膿液桶和庸醫的可怕醫療世界,前往歐洲遊曆。他參觀了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和萊比錫的診所,美國的年輕外科醫生通常被派往這些地方,學習精湛的歐洲手術技巧。機緣巧合的是,霍爾斯特德在歐洲時,癌症的外科手術正破繭而出,剛剛起步。在巴洛克風格的維也納綜合醫院的外科演示廳內,特奧多爾·比爾羅特正在向他的學生教授胃部解剖的新技能(比爾羅特告訴學生,這離完全切除癌症僅剩“大膽的一步”了)。在離維也納幾百英裏的哈雷(Halle),德國外科醫生理查德·馮·福克曼(RichardvonVolkmann)也正致力於研究乳腺癌手術技能。霍爾斯特德見到當時歐洲外科手術的大師們,包括曾完成肝髒精細解構的漢斯·布加(HansChiari)和曾追隨比爾羅特共同參與甲狀腺精細解剖研究的安東·沃弗爾(AntonWolfler)。

對於霍爾斯特德來說,此次穿梭於柏林、哈雷、蘇黎世、倫敦和維也納之間的旋風之旅,是一場知識的洗禮。當他於80年代初回到紐約工作時,李斯特的石炭酸噴劑、沃弗爾對癌症外科的早期嚐試、比爾羅特神奇的腹部手術……這些旅途中見識的理念在他的內心不斷翻滾,深受鼓舞與啟發。他忘我地投身於工作中,奔波在羅斯福醫院(RooseveltHospital)、哥倫比亞大學內科與外科學院、貝爾維尤醫院、錢伯斯醫院(ChambersHospital)等各大醫院之間,為病人進行手術。霍爾斯特德為人大膽、富有創造力、個性果斷,對自己的技術信心滿滿。1882年,他在餐桌上為他的母親移除感染的膽囊,成功地完成了美國曆史上首例膽囊移除手術。接著他又因姐姐產後大出血,被匆忙喚來診治,他將自己的血液輸入姐姐體內,救了她的命(那時候他對血液配型毫無概念,不過幸運的是姐弟兩人的血型完全匹配)。

1884年,在其紐約的事業正處於黃金時期的霍爾斯特德讀到了一篇有關新型手術麻醉劑——可卡因的論文。當年在哈雷福克曼的診所中,他曾看到德國醫生做手術時使用過這種藥物;它便宜好用、易於配量,是外科麻醉中的“快餐”。這激起了霍爾斯特德的實驗好奇心,他開始為自己注射這種藥物,為的是在麻醉病人以實施大手術之前,親身檢測藥效。他發現可卡因所產生的效用,遠遠不止是暫時的麻痹而已;它還增強了霍爾斯特德不知疲倦的本能,助長了他原本就狂熱的活力。正如一個觀察者所說,霍爾斯特德的頭腦變得“越來越清晰、不知疲倦,不想也不能入睡”。霍爾斯特德似乎征服了他作為凡人所有的缺點——對睡眠的需求、精力疲憊和虛無幻滅。他焦躁興奮的人格終於找到了完美的藥理配方。

在接下來的五年裏,盡管霍爾斯特德對可卡因的依賴程度越陷越深,但作為一名青年才俊,他在紐約的醫療事業仍然如日中天。他以無與倫比的克己和自律盡力控製自己的藥癮(據報道,到了晚上,他會在床邊觸手可及之處放一瓶未開封的可卡因,不斷地用藥物來考驗自己的毅力)。但是他的藥癮經常複發,並且來勢洶洶,已無法完全戒掉。他主動進入了坐落於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的巴特勒療養院(Butlersanatorium),在那裏用嗎啡治療他的可卡因藥癮——這本質上不過是以毒攻毒,毒之更甚而已。1889年,深陷在這兩種高度上癮的藥物之間的霍爾斯特德(但他在紐約的外科診所的工作仍然成績顯赫),受聘到由著名內科醫生威廉姆·韋爾契(WilliamWelch)新建的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JohnsHopkinsHospital)。韋爾契一方麵是要開辦一個新的外科部,另一方麵也是要他從紐約那個孤立隔絕、過度勞累、用藥成癮的世界中擺脫出來。

霍普金斯醫院原本是要改變霍爾斯特德,也確實取得了效果。霍爾斯特德一改之前好社交、外向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封閉而隱秘的帝國中,這裏一切都控製有序,清新、美好。他為年輕的住院醫生啟動了一項令人驚歎的訓練計劃,要用自己的想法塑造他們——對他們選擇這個超出常人的職業,實行非凡的啟蒙,強調英雄主義、忘我、勤勉並且不知疲倦(1904年,他寫道,“有人會反對,說學習期過長,將導致年輕醫生的怠惰”,但是“這些職位原本就不是給那些輕易厭學的人準備的”)。霍爾斯特德娶了他曾經的護士長凱若琳·漢普頓(CarolineHampton),住在山頂上一座不規則的三層豪宅(他的一名學生曾描述其居所“冰冷如石,不宜居住”),夫婦兩人各居一層。他們沒有子女,不喜社交,為人刻板,以隱匿聞名,夫婦倆以豢養優種馬和純種臘腸犬為樂。霍爾斯特德仍舊深度沉迷於嗎啡,但是他嚴格地按計劃控製服用劑量,連他最親近的學生都沒有察覺。這對夫婦盡力遠離巴爾的摩的社交界。若有造訪者不期而至,他們就吩咐女傭告知來訪者,霍爾斯特德夫婦不在家。

這種規律的生活節奏使霍爾斯特德遠離塵囂,得以全力以赴地對抗乳腺癌。在哈雷的福克曼診所,霍爾斯特德曾目睹德國外科醫生以日趨精湛的技術對患者施行激進的乳腺腫瘤切除手術。不過霍爾斯特德知道,福克曼碰壁了——即使手術範圍越來越大,越來越徹底,乳腺癌仍會複發,最終會在術後數月甚至幾年內再度複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