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家到學校有幾裏路，要經過兩座山丘，兩丘之間有一片平坦的坳地。為了躲避學校的閑得無聊和家中的勞作，我和幾個同學便選擇這塊隱蔽的地方玩起了撲克，並且“帶彩”，有幾毛錢的“分子錢”就夠了，一打就是一上午，有時打一整天。
怎樣概括我們這代人的童年，過去有句比較形象的話，叫做“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不錯，我們出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新政權早已建立；那個年代及至我們成人之後，到處可以看到迎風招展的紅旗，大城市搞政治運動，經常造出“紅旗的海洋”，鄉下生產隊的農民上工，也要把紅旗插到田邊地頭。因此，說我們是紅旗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並非誇張。
不過，我們的童年遠沒有這句話中喻指的那麼幸福，相反，我們經曆過的許多磨難與荒唐，今天仍然不堪回首。
對我來說，童年最難受的莫過於想讀書而不能讀書或沒有書讀。我上小學時已是六十年代初期，剛過上幾天安定日子的農民，卻又經曆了三年空前的自然災害。我父母剛與爺爺奶奶分灶立家，他們已經有了四個孩子，全家人都能夠活過來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其貧窮不言而喻。村旁的山丘上有一排幹打壘的瓦房，其中兩間大一點的用作教室，那就是我們的學校。教室裏沒有桌椅，老師帶著我們用稻草和泥糊起幾排土墩子，然後讓學生自帶一塊木板擱在上麵，再帶一隻小板凳就開始上課了。我家裏找不出那麼大一塊板子，外婆家一向比我們“殷實”，外婆為我找了一塊舊家具上拆下的木板，頭上好大一個被白蚊蛀掉的豁缺。就在那塊破木板上，我度過了自己最難忘的啟蒙歲月。
初小快畢業時，父親突然決定讓我停學，理由是弟妹較多，生活困難，讓我回家放牛，好從生產隊多掙幾個工分。那天晚上，在昏暗的油燈下，我與一直悶著頭抽煙的父親進行了一次“談判”，我同意停學，但他們必須在下午和晚上留出一定時間讓我自學。父親沒說二話，答應了我的要求。當時他那種痛苦的眼神，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回憶起來。第二天早晨，從未管過我讀書之事的父親，卻破例把我的書包遞送到我手中，對我說了句“你還是去上學吧”。他目送我走出村口，我看他的表情輕鬆了許多。
1966年下半年，我在熊熊燃起的“文革”烈火中走進了高小。那是鄰近公社的一所“完全小學”，其實高小的兩個年級也隻各有一個班，每班不到四十名同學，我是五年級的班長。正當我滿懷憧憬，準備好好讀完小的時候，到處的學校都“停課鬧革命”了，連課本都沒有。老師整天帶著我們“造反”、勞動、念小說、講故事，消磨時光。後來，我把這種沒有課本的學校生活形容為“高班幼兒園”。
從我家到學校有幾裏路，要經過兩座山丘，兩丘之間有一片平坦的坳地。為了躲避學校的閑得無聊和家中的勞作，我和幾個同學便選擇這塊隱蔽的地方玩起了撲克，並且“帶彩”，有幾毛錢的“分子錢”就夠了，一打就是一上午，有時打一整天。學校以為我們在家沒來，家裏以為我們讀書去了，均不加追問。漸漸地，我們越打越上癮，雖然不是每天如此，但每周至少有兩三天是這樣玩過來的。從春玩到夏，又從秋玩到冬，好像持續了一年多時間（因為“文革”前期教育體製全麵癱瘓，我們在高小“讀”了兩年半）。隆冬，瑞雪蓋地，我們扒開厚厚的積雪，圍坐在濕漉漉的枯草地上，直打到日落。記得一位去鎮上趕集買年貨的老人路經此處，驚奇地說：“那上麵（指我們手中的撲克牌）真的有火嗬！”所以，我現在特別理解那些玩麻將上癮的人。
我的童年是不幸的童年，幾乎是在與饑餓和勞困的搏鬥中度過的，幾乎是在對知識的渴望中度過的。
我的童年又是十分幸運的童年，幾乎是在沒有學習壓力的輕鬆自在中度過的，貧困的生活和超體力的勞作磨礪了我的意誌，“高班幼兒園”的生活為我們增添了許多樂趣。
從工作裏愛了生命，就是貫徹了生命最深的秘密。
——紀伯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