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者滅。
——嚴複
在倫理學的詞典中，有“舍己為人”、“舍己為群”兩個成語。這兩個詞，都是表示高尚道德行為和境界的用語，其本意是一樣的，如果說還有點不同的話，那就是前者強調了“為人”，後者強調了“為群”。
從古至今，人們都極為重視“群”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在戰國時期，荀子即提出了“人生不能無群”的思想。近代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為了救亡圖存的需要，曾大力宣傳和提倡合群、愛群、利群、樂群的精神，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嚴複在《天演論·製私》篇中雲：“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者滅。”梁啟超在《論中國國民之品格》中提出：“團體之公益與個人之私利，以保持團體之公益。”並深刻指出：“公德盛者其群必盛，公德衰者其群必衰。”
舍己為群，是蔡元培提出的一種道德義務。蔡元培認為，人是群體的動物，不能孤立生存，因此每個人都有舍己為群的義務。他說：“舍己為群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群中，群亡則己隨之而亡……二曰，立於群之地位，以觀群中之一人，其價值必小於眾人所合之群。犧牲其一而可以濟眾，何憚不為？”蔡元培認為，為革命、求真理，非有舍己為群的精神不能成功。
舍己為群這一倫理學詞彙雖是蔡元培先生提出來的，但舍己為群的思想和精神古已有之。孟子為了道義原則和正義事業可以犧牲個人一切的思想，就包含“舍己為群”的內涵。在舍己為群這種民族精神的哺育下，在中華民族創造燦爛文明的偉大實踐中，造就並湧現出許許多多舍己為群的優秀人物，“程嬰忍痛救趙武”、“劉敏元舍己救孤老”等曆史故事感天動地，流傳千古。
我作為一個從小家境貧寒、無錢讀書的苦孩子，對行乞辦學、舍己為人的貧民教育家武訓尤為欽佩。《清史稿·武訓傳》中記載：武訓本來沒有名字，因其排行第七，人們就叫他武七。武七很小就死了父親，家裏很窮，跟隨母親沿街討飯度日。母親死後，他有時討飯，有時幫工。他恨自己不識字，發誓要攢錢辦義學。他將乞討、幫工的錢攢了三十年，買了二百三十多畝地，但他仍乞討度日，衣衫破爛，白天討飯，晚上織布。有人勸他娶妻，他也婉言謝辭。數年後，他在柳林莊辦了一所私塾進行義務教育，光修建校舍就花費四千多錢。開學那天，他安排了豐盛的酒席招待教師，自己卻站在門外，直到酒宴完了，才進去吃了些殘羹剩飯。武訓對不勤奮的學生，總是耐心規勸，有時竟淚流滿麵。地方政府為了表彰他勤謹辦學的精神，給他起了個名字叫武訓。這以後，他又積攢了一千多緡錢，在臨清辦了義務學校。每當遇到孤寡貧寒人家，他都借給人家錢，也不要別人還賬，還替人家保密。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武訓死在他所開辦的臨清義務學校屋簷下，終年五十九歲。他在病情十分嚴重時，聽到學生的讀書聲，還睜開眼睛微笑。武訓這種行乞辦學、舍己為群的精神，不斷激勵著後人無私奉獻，投身於教育事業。據報載：上海有一位六九屆老知青包起銅，在六年間先後開辦了家庭英語沙龍、複興公園英語角、私立好孩子英語口語學校、包氏英語口語培訓中心，免費為上千名孩子義務輔導英語，其事跡足可以寫一部《新武訓傳》。
在我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同樣也湧現出許多舍己為群的英雄人物。在當今社會生活中，舍己為群的精神得到了高度弘揚。我們要努力加強舍己為群的道德修養，當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時，要自覺地舍己為群，盡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
108．良心：人身上優於禽獸的地方
良心——人類最忠實的朋友。
——民諺
作為重要道德範疇的良心，自古以來便受到注重。早在戰國時期，孟子就明確提出了“良心”這一概念。他所講的良心，指的是“仁義之心”，亦即待人處世的善良之心。
良心，是個人對自己行為所應負的道德責任的認識和評價，是自己審判自己的法官。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社會、對他人都要履行一定的道德義務，負有一定的道德責任。但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領域非常廣泛，人們在各種具體場合下，自身行為所應當遵循的道德準則，不可能在事先都規定好。因此，良心便成為個人行為最主要的“自我調節者”，尤其是在法律無法處理和社會輿論難以約束的情況下，其作用更加突出。比如：一位同事家中失火，生活陷於困境，你聞訊後會慷慨相助；馬路旁有人病倒，你路過那裏，會和行人們一起將他送進醫院；下班後，你又累又乏，但看到鄰居家搬重物人手不夠，你會振作精神，前去助力；到商店買東西，售貨員少收了貨款，你事後發現了會上門送還……諸如此類的事情，並沒有什麼條文規定應該怎樣去做，即使不這樣去做，法律也不能過問，何況，有些事隻有自己心裏清楚，別人誰也不知道。然而，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良心的支配下，都會這樣做，都會去履行自己的道德義務，承擔自己的道德責任。
良心雖然與道德義務密切相連，但是，對社會對他人應盡的義務，與個人的願望並不總是一致的，兩者之間往往會發生衝突。比如，一個人經濟收入不多，而父母年老體弱又需要贍養。從主觀願望來講，誰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寬裕一些，但贍養父母又是子女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怎麼辦？此時良心的作用便顯現出來：它能把道德義務同個人願望統一起來，必要時，將履行道德義務變為自覺行動。這種自覺履行個人對社會、對他人義務的行為，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良心好”。前麵談到的幫助家中遭受火災的同事，將病倒在路上的行人送往醫院等行為，都是天理良心的表現。
一個有良心的人，不但樂於為盡道德義務吃苦受累，而且，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甘灑一腔熱血。一九四零年五月，在與日寇進行棗宜會戰期間，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致書一位部屬，表示自己已經做好犧牲準備，無論戰勝戰敗，“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張將軍親率一支部隊與敵重兵激戰，他身先士卒，勇猛衝殺，連中數彈，臨終時說：“我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平安。”張自忠將軍以高尚的民族良心，實踐了自己為國捐軀的誓願。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一書中，稱讚他為“有良心的將軍”。
良心好的人，理所當然地受到人們的讚揚和社會的尊敬。平時，我們常能聽到這樣的話語：某某真有良心。這是對一個人人格、品行的綜合讚語與評價。張自忠將軍殉國後，全國許多地方為他建立了紀念標誌和設施，其中還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校和街道。良心壞的人，則遭到人們的譴責和鄙視。據報端披露：幾個不孝之子，竟然在老母病重之際，以欺騙手段開出死亡證明，將老母送到了火葬場。還有一個婦女，竟然唆使丈夫將其前妻所生的兒子吊了近二十個小時，把這個十來歲的孩子折磨致死。還有的人竟然製造假藥，謀財害命。這些人，除了要受到法律的嚴正製裁，還要被人們唾罵。人們斥之曰：“喪盡天良，沒有人性！”“良心讓狗給吃了！”
良心，看不見，摸不著，卻有著巨大的精神力量。人們在生活中，不是經常能夠體驗到良心的滿足和痛苦嗎？一個人做了善事，會感到安寧和欣慰，做了壞事，盡管無人知曉，也會感到內疚和不安。良心，能讓人在社會道德的天平上衡量自己，及時發現不足，努力加以改正。而且，任何人一經“良心發現”，都會激發出悔過自新的力量。有這樣一則報道，兩個城市青年偷了一位鄉下老人的錢包，內有老人進城看病用的數百元錢。當時，老人那悲痛的哭聲和絕望的神情，使這兩個青年的心震顫了，事後，他們根據錢包內的姓名和地址，把錢包寄還老人，並寫了一封未署名的信向老人致歉。這兩個青年能主動反省和改正自己的過錯，不就是“良心發現”、“幡然悔悟”嗎？
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說過：“良心呀！良心！……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為合乎道德。沒有你，我就感覺不到我身上有優於禽獸的地方；沒有你，我就隻能按我沒有條理的見解和沒有準繩的理智，可悲地做了一樁錯事又做一樁錯事。”的確，良心作為人類特有的一種積極的意識活動，是人們思想情操的重要支柱，對人們的道德生活起著不可替代和不容忽視的作用。由於良心有利於人際關係的和諧以及社會的安定，所以在現實生活中須臾不可缺。
良心是人天生本能良知的體現，是人性善本質的天賦。但同樣具有可變性，既可以泯滅無存，也可以擴充成長。它也需要學習、需要培養。因此，我們隻有在社會生活的實踐中不斷提高文化素質和道德修養，才能培育擴充自己的善良之心，成為這個世界上合格的人。
109．功過麵前看境界
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普濟
對待功與過的態度，往往最能反映出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有功不自恃，有過不推諉，固然是人們所稱道的可貴品質，而推功攬過，則體現了一個人更崇高的思想境界。
縱觀曆史長河，凡是推功攬過者，有口皆碑，流芳於民。三國時期曹彰的推功和諸葛亮的攬過，至今仍在世間傳為美談。
曹彰是曹操的兒子，因有黃胡須而被曹操愛稱為“黃須兒”。曹彰奉父命平定烏桓叛亂時，臨機決斷，果敢勇猛，身先士卒，冒死搏殺，連戰皆捷。但他向曹操彙報戰況時卻“歸功諸將”，閉口不談自己。曹操見其如此謙讓推功，禁不住稱讚說：“黃須兒竟大奇也！”（《三國誌·魏書·任城陳蕭王傳》）諸葛亮攬過之事為眾所周知。馬謖違背諸葛亮指令而失掉街亭，馬謖伏法後，諸葛亮上表朝廷：“咎皆在臣授無方……請自貶三等。”（《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
人間百態，世象紛呈。有推功攬過之士，亦有貪功諉過之人。君不見：有的人貪人之功為己功毫不臉紅，諉己之過為人之過卻不內愧。究其所因，是貪功以趨利、諉過以避害所致。細細想來，此痼疾之所以能在世間流行，原因卻也很複雜，恐怕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的位置擺得不正。春秋時期有個叫楊朱的人，力主“為我”，他主張的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孟子·盡心上》）。與楊朱同時代的墨翟則崇尚“為人”，為社會甘願“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我”的位置怎麼擺，深刻地反映了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試想，一個奉行楊朱之道而自私自利的人，能不貪功諉過嗎？隻有像墨翟主張的那種“日夜不休”以苦為民的人，才能做到推功攬過。
人們所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總是把事業之功推予他人，把工作之過攬於自己，可謂是“推功攬過”的典範。
曆史是公正的。貪功者亦可能暫時撈到一些好處，但時間一長，則在世人麵前暴露出卑鄙的心態和醜陋的形象。在芸芸眾生中，誰優誰劣，老百姓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天地之間有杆秤，準星就是老百姓。推功攬過者不僅不會減弱自己的光彩，而且體現了高尚的品格。有道是：“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宋·普濟《五燈會元·寶峰文禪師法嗣》）孰功孰過自在人心，不用在石頭上刻下自己的功德，群眾相互傳告比樹碑立坊更具體、更真切。
推功攬過，是一種修養，一種精神，一種境界，一種美德。尤其是一位領導者或管理者，對待下屬更需有這種修養和風格。下屬有功，應予表彰鼓勵；下屬有過，應當從中看到自己的責任，甚至勇於為下屬承擔一定的責任。當然，推功攬過也要本著求實的精神，出自內心的真實情感，而不是那種虛假的“滑腔空調”。
推功攬過，也需要把握好一定的尺度，對於那些明知故犯、屢教不改的違法亂紀者，理所當然地應由其自食其果。